大學通識與評鑑之外的思考
周祝瑛(2008)。大學通識與評鑑之外的思考。通識在線，VOL.17。
一九五六年英國科學與小說家C. P. SNOW(1905-1980)在他的兩個文化‘The Two Cultures’ 一書中，陳述長久以來劍橋與牛津等傳統大學文理分隔的問題，當時這些大學教師仍保持在餐廳全體用餐、穿正式袍子的傳統。席間卻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理科老師全部坐在一邊，文科老師則坐在另外一邊，文理領域的教授們連吃飯座位都是涇渭分明，各談各的話題，彼此之間從未有任何交集。為此Snow提出有兩種文化此一概念，指出由於文、理兩個領域長期缺乏溝通與交流，很容易造成彼此專業的偏狹，尤其在大學中，會變成一個只重專科或專業教育，卻缺乏人文素養（intellectual literacy）。
直到今天，Snow的兩個文化依然存在於當前的台灣社會中，尤其在大學裡更為明顯，文理之間鮮有往來交流的情形依然普遍存在。不只這兩個文化存在涇渭分明的情況，更重要的是理工領域享有越來越多的經費與資源。原因是這些學科除了需要用到各種儀器設備，來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的優勢外，另外還因面對當前各國大學評鑑的結果，尤其目前東亞地區，包括台灣在內，都一窩蜂採用數量指標來代表學界的產出與效率，來推波助瀾。其中所謂的效率，則專指在SSCI等國際期刊資料庫篇發表的篇數、智慧財產權、與技術轉移證明等，來作為評定一所大學好壞的指標，甚至以此作為個人升等、獎助、減課與表揚之依據，造成了整體學術相當偏狹的發展，製造出一些專為發表而發表、享受特權的明星教師，形成公共知識份子逐漸消失匿跡等隱憂。
在這些新的遊戲規則下，不但加深了校際之間兩個文化的差距，連校內的科系也明顯出現資源分配不均、價值功利取向的情形。例如，國內某政府研究補助單位，就長期存在人文與科學領域經費不成比例的情形，甚至有理工領域的申請者每一年都編列購買五、六支手機的經費預算，且連續添購長達數年的不合常理情形。至於其他的大型理工研究計畫更是享有人文領域所未有的充沛資源。過去兩個文化的差距不但繼續存在，現在又加上類似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盛行、加上崇尚量化指標的大學評鑑雷厲風行，這些都在助長文理的差別待遇與隔閡，因此學界充滿了越來越多的相對弱勢領域。尤其以教育主管單位所推動的五年五百億追求頂尖大學計畫為例，其中獲得補補助的十一所頂尖大學，有十所都是以理科或者是綜合大學為主，唯一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的政大則苦於文理不應以相同評量標準來規範。至於師範大學則更是被排除在外與邊緣化。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整套大學評鑑中，其目標似乎只是在增加各大學、科系之間的量化指標數，而非真正在講求大學品質的提升，尤其試圖透過競爭機制來強化所謂的大學效能，甚至藉由激烈競爭與齊依標準，相對卻壓制了大學多樣性與多元化的發展。
在評鑑的整個過程中，筆者最感遺憾的一點，除了過份強調研究出版的數量導向外，對於教師的教學與服務品質幾乎不受重視，結果也因此影響學生的學習的品質。其實世界先進國家在追求大學卓越時，並不會因此而忽略教學這部分。以哈佛大學為例，該校不僅重視老師的研究出版 （只追求好的研究成果，從不要求應發表在哪類特定的期刊的論文或專書）。哈佛的大學教授也不清楚什麼是SSCI、 SCI 或 EI。教授更重要的必須至少有一個主要的著作，依照領域而有不同的要求，總之希望要對社會有影響力。此外多數教授也必須投入輔導大學部學生的生活與學習。大學部大概有八千多名學生，需要花很多時間去協助大學部的改革，如：宿舍、社團、經費補助等。至於最近在談的就是通識教育改革，尤其強調永續發展的概念，藉由世界觀、和平等概念，去解決文化衝突等問題。哈佛認為，讓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進入這樣的學府，一方面有助於對地球的永續發展做出貢獻，二來對人與人之間的、文化與人之間的衝突，也可以透過及早讓學生出國交換、或者鼓勵鼓勵他們修課瞭解他國，用各種方法去鼓勵學生體驗親身，超越傳統課堂上的通識課，在學習過程中讓學生去體會到國際世界村的概念與好奇。
因此，回頭看看我們的通識教育，至今大部分的學校仍然停留在授課的階段。從心理學上來講，聽演講效果是最不理想，因為學生聽完後幾乎馬上就忘記了。可是我們的通識教育大部分仍然停留在授課、開課、與規劃課程等階段，很少去思考課堂與課堂外實習與體驗，甚至與解決問題能力相結合。雖然我們與哈佛很不一樣，兩國環境也很不相同，可是如果我們一方面要增加人文與理工的對話，二來要提升我們通識教育的效能，就必須重新去檢視關心學生學習與發展這一塊，將大學評鑑加入各校對學生的輔導、社團參與、校外服務、國內外志工與其他的創意平台等等，都應納入，全面考量。
至於大學通識教育是否應納入大學評鑑的重要一環，就需妥善規劃，否則寧可區分開來，以免因為一致化的評鑑標準，而影響通識教育多樣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