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障礙：
從公共知識份子和女性大學教師的角色談起
政大教育系 周祝瑛
摘要
大學除了是學術研究機構之外，尚負有教學及社會服務責任。日前教育部公佈國內各大學SSCI、SCI與EI等國際學術論文發表數量評比，使得一般民眾對於大學教授的角色任務與相關議題討論不斷。因此，本文主要從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及女性大學教師的角度出發，探討大學教師的角色任務、社會地位以及性別所面臨的問題。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曾將知識份子分為致力維持現狀的傳統型、與主動參與改變社會的有機型兩類。長期以來關心知識份子議題的薩伊德（Edward. W. Said）進一步指出，公共知識份子在面對現實的規範與價值中，能以開放平等的方式進行說理，屏除個人的主觀信仰與認知，與過去常為執政當局的言論政策提出背書的「御用學者」形成強烈對比。但近年來，由於大學經費的緊縮及分工日益精細，使得台灣及許多先進國家的大學教授為了養家糊口、增加收入以提升生活品質而奔波，所謂的社會責任感，常因個人忙碌於研究計畫而不再積極投入，學術社群對社會公共議題的關懷正逐漸冷卻。尤其在華人的世界中，一般人對社會多樣化及容忍異己的程度較為有限，無法真正就事論事、持平以待，所謂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也日漸式微。不過不論是薩伊德或是其他相關討論都認為知識份子的批判角色早已跨越性別界線，因此並未加以研究探討。但現實中，女性大學教授在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時，比男性面臨更多挑戰，也面臨更多的角色衝突，使得女性在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時更加不易。有鑑於此，大學教師，尤其是女性教師如何在壓縮的空間中尋求個人專業成長，正是公共知識份子面臨的新挑戰。
關鍵字：公共知識份子、角色任務
壹、大學評鑑與教師角色
從最近教育部公佈國內各大學SSCI、SCI與EI等國際學術論文發表數量的總和評比之後，引起社會大眾對大學教授工作表現的討論。一般人都知道，大學除了研究之外尚負有教學及社會服務責任，也因此各先進國家在進行大學評鑑時，都特別慎重，主要原因是各大學有不同的任務導向，也深受科系分布而有所不同。所以大學評鑑多數委由民間或學術團體進行，即使由政府辦理，結果也大多不予公佈，以避免評鑑指標的不同造成各校間的惡性競爭。根據美國的「世界新聞與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指出（劉念才等，2002）：美國的大學評比，通常都是針對不同類的學科採取不同的評鑑指標。如文、理類學科完全按同行的學術聲望來進行排行；工程醫學（研究型）、教育等應用學科同行學術聲譽評價亦十分重要。而其指標則包括研究經費、師生比、教師博士比例及院士比例；學生方面則包括錄取分數、錄取率平均學業成績、每年博士學位平均授與量。以培養專業為主的學科如教育、商業、法律等評鑑，仍以同行學術聲望評比占最高比例。其他還包括學生的錄取分數、成績及就業率等。至於國際上著名大學的評比，大多也是考慮到各國的實際狀況，包括：諾貝爾獎得獎數量、科學（Science）、自然（Nature）、SCI發表數、學術研究經費、博士學位教師比例、研究生中外國留學生比例、研究生與大學生比例，及師生比等各種不同的指標。另外，自一九八七年以來中國大陸也曾經有十多個單位公佈四十多個不同類型的大學排行報告。中國網路大學、中國高等教育評估及亞洲商業周刊等所做的大學評比，也大多採取多元的評價指標，甚至包括各校學術聲譽、學術地位、學術成果、學生情況、教師成果及物質資源等分別加權，進行分門別類的評比，以增加各校的可比較性（周祝瑛，2003）。因此，目前採用的以國際期刊的發表總數代表大學辦學績效是否合宜一事，是否恰當？不無疑問。究竟大學學術評比的用意何在？評比的指標應以哪些作標準？完全以國際化、數量化作為唯一評鑑標準，是否符合國情？如此的大學評比對於提昇大學品質是否真有助益？
反觀這些知識社群的學術成果產出者、盱衡世界的各國大學教授，除了站在學術的頂端外，無論中外這些人都有許多相似的經驗與挑戰。例如：每一位教授都要從事教學工作；多數人為了撰寫研究計畫與專著而向政府與民間爭取研究經費，同時評論別人發表的作品；另外，也與同儕維持友好或者是同一社群的網絡關係（network）；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被學生與社會大眾視為提升下一代能力與潛力的關鍵人物。這些可說是構成大學中學術責任（academic duty）的重要內容（楊振富譯，2000）
從這裡可以看出，各國大學教授的角色大約可以分成以下幾項：1、教學：大學部或研究生，甚至對在職進修人員。2、學術研究：針對學術專業主題提出研究，藉此提升個人專業地位與學術水準。3、社會服務：根據本身的專業訓練，針對社會上的議題，提出個人的看法與接受諮詢，負有影響公共政策與喚起民智的責任。（金耀基，2003）既然大學教師負有多重的角色任務，那麼以特定的研究成果（如SSCI、SCI等發表數）來評定大學教師，甚至大學的整體表現，這樣的思維與做法就難怪備受各界質疑了！
貳、大學教授地位的式微
近年來由於大學經費的緊縮及分工日益精細，使得許多先進國家的大學教授為了養家糊口、增加收入以提升生活品質而奔波，平時忙於教學與研究計畫，並且多數人與社會上的公共議題保持距離，以示中立客觀。換言之，上述所強調的社會責任感，往往會因個人研究計畫的忙碌而不再積極去扮演。曾經擔任過史丹佛大學校長的甘迺迪（Kenndy，1997）指出，在一九七Ｏ年代之前，美國大學教授在全國的公共知識庫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時至今日，由於各行各業的崛起，例如：隨著新聞媒體和各種基金會的加入，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這些人扮演著比過去更具有反省與批判能力的角色。相對之下大學教授對社會公共議題的影響力逐漸式微，以致經常遭到外界批評：大學教授大多只能專注學理、埋首於旁人無法理解的學術研究；人文學者只重作品的考據與寫作技巧，忽略時代的意義；社會科學者往往只在追求數據與量化，漠視社會科學應與社會現實的需要緊密結合；而分子化學家則只能投入生物遺傳研究，一心一意開拓新的領域，但對解決威脅民眾生存的常見疾病卻著力不多。因此，社會大眾原先期待大學教授能夠在社會上本著良知、提出諍言、扮演諤諤之士的領導角色，往往只能希望落空。而這個現象與大學校長領導能力的式微也不無關係。以美國為例，有魄力且關心社會的大學校長已不多見；在過去，美國幾位享有盛名的大學校長，之所以受到社會尊重的原因不在於他們在校內施展卓越，而在於能夠對社會公眾事務勇於挺身而出，甚至對政府施政興革提出諍言，不但言行贏得社會大眾的尊重，也間接提高大學的社會聲望。由此可見，一所大學的好壞，不只在於教授們學術研究出版數量的多寡、研究成果的績效，更重要的是大學教授如何擔負振聾啟饋的社會責任，而不是只求個人研究經費學術的溫飽而已。誠如史記商君列傳所言：「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大學教授不應以個人成就為足，遇到公共事務能挺身而出才是全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