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女性擔任公共知識份子的困境
傳統以來，在大學教師的專業成長或是公共知識份子的探討上，通常不涉及性別差異的問題。但事實上，學術界，尤其在華人地區，性別的差異程度更甚於西方國家。從作者數年前曾經針對全國男、女大學教師升等、收入的討論中發現，儘管政府自一九九０年初已經實施同工同酬制度，但實際上在個人總收入（校內、校外總收入）上，在一九九０年初男女每年差距約十二萬新台幣；在工作分配中，大部分女性教授負擔比較多的教學任務、擔任較低職位的行政工作。此外，在大學行政部門的三長中，女性始終為少數。（Chou，1992）這十多年以來，儘管這樣的情況隨著女性加入學術界的人數增加而有所改善，但仍維持男性在升等、收入等方面的優勢。
根據西方研究指出，男、女性大學教師仍有以下的差別待遇：性別刻板印象、缺乏男女同值（Comparable Worth），對女性的表現不像給予男性一樣的肯定，機構本身的差別待遇也可看出，在一些重要職位的安排上，也是以男性為主，包括行政主管的遴選。另外，在人際關係上，學術圈有所謂的「人際關係網絡」（the Oldboy Network），非正式互動團體。對女性來說，在工作之餘或學術發表的場合之外，很少參與宴請，這是因為大多數女性要負擔家務，無法在夜晚或假日外出參與社交活動。因此，有些研究指出，婚姻，尤其有兒女之後，對女性在學術出版、成就表現方面有相當負面的影響。（Chang，1995）
誠如許多專業團體一樣，學術社群原本是由一群有特殊興趣、經驗、資源的大學教師組成，本身具有相當獨特的文化與特性，例如：多數大學教師在此行業皆表現出相當獨立的學術自主精神，或個人成就表現，來完成個人自我信念的追求。許多人也認為，學術表現的評鑑應基於個人表現（merit）而不應該存在任何差異。不過舉世來看，大學教授這一行仍由男性主導，女性的職位通常較低。因此，在學術界上，女性是屬於少數的團體，也處於偏低的級職，專業的領域也都集中在利益較少的部分，例如：教育、護理、文學等。研究顯示（周祝瑛，1999），女性在大學教職上並未受到兩性的平等待遇，大學教師在任用、酬勞、升等、永聘（tenure）的過程中，仍受到許多不平等的待遇。
不過不論是薩伊德或是其他研究都對性別議題有所忽視，因為多數學界人士認為原本在學術界，知識份子的批判角色早已是跨越性別界線的（邱彥彬譯，2003）。薩伊德曾提到，由於知識份子無法改變其出身及既定的語言、國籍、性別情況，因此他可以善用語言達到為弱勢族群伸張正義的目的。只是以國內為例，迄今多數參與國家政策與規劃制定的仍是男性為主。以台灣教改為例，從行政院教改委員、歷任教育部長、到民間教改人士幾乎都是以男性為主的情況，即使女性有參與也多從母性的觀點進行教育改革的實踐（參閱：「誰捉弄了台灣教改」一書中的李雅卿與孫德珍校長）。在整個公共議題中，即使如教改，女性角色常常被邊緣化，性別的議題也往往受到忽略。
對於學術界的女性來說，在參與公共事務時，性別差異似乎很難避免。從國內近年來參與教改公共論述，包括扮演反對權威與挑戰教改一元化的團體與個人中，無論是最近參與的「教改萬言書」、「教育發展的新方向—為教改開處方」、「全國教育發展會議」等公共論壇，皆可看出女性教授參與的比例甚低，若有，也往往因形象比較突出，備受壓力，甚至出現影響其日後研究計劃申請不利等後果。對於女性大學教師而言，在實踐公共知識份子的任務時，可看出女性教授的處境相當艱難。
陸、結語：擔任女性公共知識份子與追求教師專業成長的相互矛盾
誠如薩伊德所言，真正能夠履行公共知識份子角色的大學教授並不多見，因為要面臨社會主流價值、族群、性別等各方面的壓力，甚至會遭受學術專業群體的反彈。從過去許多例子來看：在台灣從事公共事務時，可能會對大學教授本身的專業成長造成負面的影響。因為除了教學之外，在研究機會以及社會服務的空間上，都容易因為個人參與公共論壇，經常曝光，而遭到學術同行的異樣眼光、嫉妒甚至出現打壓的情況。
進一步來說，女性大學教授在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時，更容易面臨到比一般男性教授更多的挑戰。除了可能遭到上述問題外，也經常面臨到個人、生活、家庭與事業的重擔及角色衝突，甚至在社會參與中，得不到同行的支持。這樣的情形，使得女性在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時更加不易。
儘管如此，如同薩伊德一生所標榜與奉行的一般，在大學教師的專業成長上，仍需要透過擔任公共知識份子角色來拓展個人關懷的視野，增加對世俗社會的回應；而另一方面，也同時必須面對主流社會的質疑與挑戰。因此，在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時，必須有堅定的信念及堅強的意志，否則會受限於行業內研究空間的擠壓及經費來源的限制，影響個人日後專業成長的機會。這也正是現今台灣公共知識份子，尤其女性大學教師所必須承擔的後果。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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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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