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語 |
不斷吸收方言 |
不斷創造新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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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竺家寧100學年度下學期，所開的課程如下：
1.政大博碩士班主講語言風格學，時間在週三上午九點到十二點，可以開放旁聽。
2.政大博碩士班主講詞彙學，時間在週五下午一點到三點，可以開放旁聽。
3.政大博碩士班主講漢語教學語法，時間在週五下午三點到六點，可以開放旁聽。
4.政大大學部主講聲韻學，時間在週三下午兩點到四點，可以開放旁聽。
5.政大大學部主講國文－中國語言文字名作選讀，時間在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可以開放旁聽。
二、竺家寧文章分享：
從經典著作《語言與人生》看歷史上的方言和共同語
T&D飛訊129期 100年10月16日
一、前言
「語言與人生」的原名是（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這本書享譽30餘年，始終歷久不衰。早川博士的這本《語言與人生》，就是一本認識語言的入門書，探窺人類的語意行為的敲人磚。用心去閱讀它，將使我們在語言之路途上，不至於迷惘。這本書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傳播媒體如何利用語言操控讀者的感情，不知不覺當中被語言所愚弄。早川博士（S.I.Hayakawa）的祖先是日本人，他本人在1906年生於加拿大，所以是英國籍：他在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Manitoba）和麥哲而大學（McGill University）求學。學成後先到美國威士康辛大學，後來又到芝加哥城的依里諾愛州理工學院講學。據作者自序說，他在開始撰寫時，原來祇想修改他本人的「語言行動」（Language in Action）一書，（1941年出版，當時曾轟動一時，是美國每月最暢銷書之一），後來因為在看法上越來越豐富，材料越來越多，所以便寫了一本大部份是全新的著作。出版後，又成為美國每月最暢銷書之一，在美國銷路極廣，獲得各方推崇。
早川先生為什麼能在本書中，將抽象的學理和實際的事物那麼密切地聯繫起來？主要的是因為他抓住了兩個大原則。第一個原則是：確定了語言的社會作用。語言是人類特有的工具，人類所以能生存發展，變得和野獸不同，語言是極重要的因素之一。第二個原則是：，早川先生論述人類思想中的絕對大部份，是沒有聲音的語言，根據這個原則，他說明語言如何影響形成人類的思想，而且進一步創造出現代的思想系統和社會制度。這部書的重點在於喚起培養人文關懷與多元文化素養，以寬容、民主的態度，讓族群間相互尊重與包容，使社會更加和諧。從篇章當中，使人們可以充分明瞭語言的本質、方言和共同語的時代意義，及其對自身修養的潛在幫助。事實上，《語言與人生》重要精義和我們的語言──歷史上的方言和共同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二、古聖先賢的語言關懷
墨子兼愛篇曾以一位哲人的悲天憫人胸懷，提出人類社會所以造成動亂與不幸的根本原因。他說當察「亂何自起」，接著指出原因在於「起不相愛」。歸納古聖先賢們的看法，人類歷史上，造成動亂不安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種族的不同、宗教的差異、語言的紛歧。因為這些都是帶感情的東西，由於感情因素，使得「各愛其身而排他」。因此，古聖先賢們一再訓示後人「有容乃大」的觀念，涵育「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胸襟。於是，在中國社會上「種族歧視」比西方淡得多；聖人強調「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語：怪力亂神」。於是，宗教激情也不易發生。在中國社會比較容易產生隔閡的因素，是方言的複雜。古聖先賢們有鑒於這一點，於是很努力的使方言的歧異，透過共同的漢字和通語雅言，得以消弭。有了共同的文字，使方言口語的阻隔，藉視覺符號系統而建造起來一座無形的橋樑；有了通語雅言，南北異聲，終成一家。這就是古聖先賢的智慧。
方言是人們生命中第一個接觸的語言，它是父母、家庭、鄉里的語言，自然而然，每個人都會對自己的方言懷著深厚的感情，我們都應該珍惜這份感情。進了學校、社會，我們獲得了更有效的溝通工具──國語。它讓我們能夠跟更多的人交往，讓我們的視野更開闊。而不僅僅侷限在自己的鄉里社群之中。因此，方言和國語是分工合作，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在鄉人、家人間，使用方言，更容易拉進彼此的距離，更覺得親切。在南腔北調的大社會中，使用國語，互相便能認同。不再會在意彼此的相異點，於是社會更能和諧。方言情感原本就具有溫柔敦厚的本質，但是水可以載舟，可以覆舟，即是這個道理，方言情感?得我們用理性與智慧深思。
三、《語言與人生》的論述焦點
個人認為，早川博士《語言與人生》最精華的篇章有下面四篇：
1.第一編 語言的功用 第五章 有助社會團結的語言
2.第一編 語言的功用 第七章 控制社會的語言
3.第二編 語言和思想 第十章 我們是怎樣得到知識的？
4.第二編 語言和思想 第十三章 二元價值觀點
「有助社會團結的語言──給只管字面意思的人一個勸告」。在這個標題之下，內容強調了「我們所寫和所說的話，不可能完全是一字不差的真話。每逢聽了一篇政治演講後，他們可能會覺得奇怪：怎麼會有人相信這一派胡言亂語？有時甚至因此斷定，一般人既然如此愚蠢，民主政治一定沒有實施的可能。我們對於世界，人類和民主政治會有許多悲觀的看法，很可能有一部份是因為我們無意中把象徵語言的標準，應用到象徵前的言辭上去的緣故。」
在「控制社會的語言」一章當中，強調了「當我們說『我們這次對敵人的戰爭，是上帝的戰爭，按照上帝的神旨，我們一定要得到勝利的。』這時，我們所說的話是無法用科學證明的；可是它或許能影響別人，使他們幫助進行戰爭。因此，用了語言為工具，我們就能影響未來的事件，而且對它們有相當大的控制力量。作家寫文章，教士傳道，僱主，父母和老師們的責?，宣傳員發表消息，政治家演說，鄯是為了這個緣故。他們的動機不同——有時候是為我們好，有時候是為他們自己——可是他們都在想影響我們的行動。有些政治上的候選人，祇要我們投他一票就行，無論根據什麼理由都沒有關係。因此，倘若我們恨有錢人，他們就替我們?有錢人；倘若我們不喜歡罷工，他們就?罷工。廣告和政治宣傅，都是專以『訴諸感情』為能事的指示性言辭。你祇要打開任何一份銷路極廣的雜誌，就可以看到有些廣告商人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
在「二元價值觀點」一章當中，舉了一個例子，當有人教他們歷史的時候，他們第一件要知道的事情是：「這個皇帝是好的還是壞的？」在給腦筋幼稚的人閱讀的通俗文字和電影劇本裏一方面總是值得人歡呼的英雄，另一方面是被人唾棄的壞蛋。一般通俗的政治思想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民主」，另一方面是「極權」；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思想」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這一種祇用兩個價值值：正的和負的，好的和壞的，熱的和冷的，愛和恨，來觀察一切事物的趨向，可以叫做二元價值觀點。在我們作戰的時候，我們也會覺得祇有接受二元價值觀點這一條路。在那霎那間，除了我們自己和對手外，世界上別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明天的宴會，美麗的風景，關切的旁觀者……一切都遺忘了。所以我們在戰爭時，把全部精神都貫注上去：肌肉緊張，心跳得比平常快，血管暴漲，危險臨頭的感覺使血液裏的化學成份起變化。在這種非常興奮的情況下，二元價值觀點不但能引起許多的心理作用，並且也能引起同樣多的生理作用。希特勒給他的政治制度，找到了兩個最主要的名字：「雅利安」，代表一切好的東西；「非雅利安」（或者「猶太」），代表一切壞的東西。名詞找到了之後，他和他的宣傳部就有系統地工作起來，把這些名詞應用到差不多一切他們想得到的事物上去。實在說來，民主過程中許多的特性，都以多元價值觀點為前提，甚至那個最古老的法律手續請陪審員決定被告「有罪」或「無罪」——表面看來雖然那像二元價值性，事實上卻不盡然。因為在決定被告的罪名時，陪審員們得從許多可能中揀選一個，而且在陪審員的決定和法官的宣判中，這罪名往往可因「其情可恕」而減輕。科學上用的語言就更有多元價值性了。對於氣候，我們不僅說冷和熱而已，還得按照一個固定的、大家同意的比率說明度數—華氏二十度，攝氏三十七度等。對於能力，我們不僅說「強」和「弱」而已，還得用「馬力」、「電壓」計算。對於速度，我們不僅說「快」或「慢」，而且還可以每小時多少里，每秒鐘多少尺計算。所以，早川博士的結論是：對於民主討論和人類合作，多元價值觀點是必需的。
四、《語言與人生》引起的反饋與迴響
由於這部經典著作的巨大影響力，我們也可以看到網路上經常會針對其內容抒發感想或做討論。有的讀者說「這門學問對我們雖然很陌生，可是本書內所討論的問題，卻是我們時時刻刻碰到的問題。」有的讀者說「本書之所以能夠暢銷，所以會有很高的價值，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本書不但沒有任何迂腐的氣息，而且對於人生和社會上許多極重要的問題，提供了新的看法和可貴的意見。原來早川先生學問淵博，他在本書裡除了採用文字學和心理學上最新的發明外，還應用了哲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解剖學、生理學、神學、數理生物物理學（Mathematical bio-physics）等各方面最新的研究成績。加上他又富於人生經驗，在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的期間，他曾經在神經病院裡做過研究工作，從名師學過藝術，替芝加哥的一家黑人週刊擔任專欄寫作，為芝加哥「太陽日報」寫書評，研究過民間音樂和爵士音樂，管理過合作社，並且和美術鑑賞家以及民間藝人有過極密切的聯絡，因此眼光遠大，胸懷廣闊，能夠從一門學問狹窄的範圍裡跳出來，觀察人類行為和思想中許多不同的部門。有的讀者說「早川先生為什麼能在本書中，將抽象的學理和實際的事物那麼密切地聯繫起來？主要的是因為他抓住了兩個大原則。第一個原則是：語言是人類特有的工具，人類所以能生存發展，變得和野獸不同，語言是極重要的因素之一。確定了語言的社會作用後，他便進一步闡明語言和現實的關係（第二、四章），解釋各種不同的語言（第三、五、六、七、八章）及它們的功用。」有的讀者說「本書不僅是一本字義學的巨著，而且對於許多我們最急迫、最關心的問題找出一個頭緒來。」有的讀者說「本書真正偉大的地方，不在它給了我們多少知識，建立了什麼系統，而在它指出了許多新的道路，提供了許多新的線索，使人在讀完以後，有「撥開雲霧見青天」之感」有的讀者說「這本書享譽30餘年，始終歷久不衰，被喻為是語言森林中的導覽手。」有的讀者說「這本書點出了目前傳播媒體如何利用語言操控讀者的感情，藉由報導中的詞句對閱聽人植入媒體它所要傳播的觀念。如播報員常將一些形容詞加入報導的文章中，這些形容詞有好的或壞的，但這就默默的要影響閱聽人對報導的事件產生正面或負面的看法。擔心自己被媒體愚弄，或有志於報導文學的同學一讀」。
以上這些意見可以看出這部現代經典之作，如何深入人心，如何淋漓盡致的指出了現代社會和語言知識的密切關聯。
五、從歷史看我們的語言
上古時代的漢民族共同語稱為「雅言」。雅者，夏也；雅者，正也。「雅言」也就是「華夏的正音」。《論語》記載：當時孔子和弟子們講《詩》、《書》用的是雅言，執行重要典禮、儀式的時候，也要共同的聲音——雅言來溝通。孔子回到家中，卻是講自己山東的方言。先秦的雅言，到了漢代稱為「通語」。揚雄《方言》裡蒐集了許多詞彙資料，以方言和通語相比較。留下了寶貴的漢代語言實錄。例如卷一收羅了有關「女子美好」的詞彙：
秦曰「娥」，宋魏之間謂之「女嬴」。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或謂之「姣」，趙魏燕代之間曰「姝」，或曰「妦」。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語也。
我們今天還可以藉著揚雄這部書了解當時方言和通語的概況。
明清時代的共通語稱為「官話」。民國初年正式稱為「國語」，沿用至今。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大陸上稱為「普通話」。新加坡及海外地區則稱為「華語」。名稱雖異，實質上是相同的。
民族的共同語是經過怎樣的程序凝聚而成的呢？我們通常都會覺察到當不同口音的人交談時，往往會下意識的去模仿他的腔調，套用它的措辭。不斷的相互模仿，相互遷就，相互調整，經過相當的時間，在這個社會群體間，便自然孕育出一種彼此都能懂，一種中間型態的語言來。共同語言就是這樣逐漸產生的。
共同語產生後，它仍然會繼續吸收各方言的成分，以豐富自己。同時，使用它的社會，也會不斷創造出新詞彙，讓共同語與社會同步發展。因此，共同語不是形成後就固定了的，他是不斷在變動，在新陳代謝的。這種話的生命力特別表現在詞彙上。我們可以用下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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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語一方面吸收融合各方言成分，一方面由全民不斷孳生創造。我們且以國語為例：在國語詞彙中，吸收吳方言的詞彙有：尷尬、噱頭、名堂、苗頭、揩油吃不消（吃勿消）、硬碰硬、煞有介事….。吸收贛方言的詞彙：榔頭（西南稱「釘錘」，北京稱「錘子」，國語兼收並用）等。吸收湘方言的詞彙：餃子、邋遢等。吸收西南官話的詞彙：要得、冰棒（廣東稱「雪條」，北京稱「冰棍」，國語未採用）、泛指性動詞「搞」（如「搞丟了」、「搞不好」、「搞什麼的」….。）等。吸收客家方言的詞彙：板條、煤炭、水田、老弟、工錢等。吸收粵方言的詞彙：香肉、買單、老千、雪糕、老公、飲茶、炒魷魚、擺烏龍、單車（北京稱「自行車」，閩南方言稱「腳踏車」，國語兼收並用。）等。吸收北京方言的詞彙：抬槓、捅漏子、泡蘑菇、泡湯、….來著。吸收閩南方言的詞彙：冬粉、蓋仙、假仙、雞婆、漏氣、尾牙、豆奶、豆乾、收驚、灌風、歌仔戲、落翅仔、蚵仔、抓狂、古錐、水「滾」了、買「一尾」魚、記「一支」過、唱「一條」歌….等。
由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國語的融合力與包容性。因為國語不等於哪個地方的話，它是所有方言的融合體。我們應當了解，一種語言，在結構上，通常分為三個層面：語音、詞彙、語法。在語音層面，國語音系基本上是採用北京音的音位系統，因為音系不能像詞彙一樣混雜吸收各地方言成分。但也不是沿襲北京的整個念法。例如捲舌音不再那麼捲，兒化韻母消失，或把詞尾「兒」單獨念成一個音節。輕聲已不太講求。在北京音裡，「東西」、「答應」、「漂亮」、「新鮮」、「交代」、「玻璃」、「客人」….等，第二個字都得念輕聲。事實上，就詞彙層面觀之，北京話的詞彙很多沒有被國語吸收，例如：
他為人挺四海的。（四海即豪爽）
那件事想起來就窩心。（窩心，感到委屈）
幾句話就把他問短了。（問短，答不出）
他今天穿得挺打眼。（打眼，引人注目）
事不能老那麼闌干著，快辦吧！（闌干，擱著不做）
又如北京人稱「蕃茄」為「西紅柿」；稱漫不經心為「喇忽」；稱吹毛求疵為「挑眼」；稱「巷子」為「胡同」，稱「媽」為「娘」等……。
由上可知，國語實際上不等於北方話，更不等於北京話。
共同語不是固定不變，而是與時推移，不斷新陳代謝的。是誰主導它的變化呢？不是政治家、語言學家、而是使用它的全民。社會裡的每個分子都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國語，只是有些人的影響大一點，有些人小一點，像播音員、節目主持人、老師、記者等的影響力就比較顯著。一種新的念法、特別的腔調、新的措辭往往透過這些人的傳播，增廣了使用範圍。舉一個例說，在一個班級裡，有位同學突然爆出一句俏皮話，創造了一個有趣的新詞，或者是一個怪發音，而這些語言成分是過去所沒有的，聽到的人覺得新鮮有趣，就模仿起來，於是成了這個班級裡的新詞語。於是一個新詞誕生了！試看看年輕人的新詞：
「我可以帶我們家那隻閃光一起來跨年嗎？ 」
小花是個超正妹，班上有許多男生都在偷偷暗戀她耶!
阿呆一看就知道是個宅宅耶!
也許過了一兩個禮拜，這個新成分的新鮮感消失，於是這個新的語言成分也跟著消失了。但也可能不是這樣，而是經由社團活動的接觸，被別班的同學模仿了，於是這個新成分散佈的更廣更遠了。逐漸地成為全校的用語，然後，也可能消亡，也可能繼續擴大，經過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的使用，最後成為全社會的用語。開始的時候，一般人會以「新詞」、 「俚語」、「俗語」視之，傳播日久，也可能進入文人雅士的口中、筆下，進入了標準語的行列，不再被認為是俚俗不登大雅的新詞語了。「校園新詞」正是這類創造物，因為年輕人是最富創造力的，共同語的變遷、新陳代謝，年輕人往往是原動力。當一些新成分已流行於全社會時，要再去找出誰是第一個這樣說的，往往已無跡可尋。但可以肯定的，是主導共同語變化的，是使用它的全民。
我們可以歸納出共同語的三個特性：
1.融合性
共同語不斷的吸收、融合各方言成分，既展現了包容性，也使本身的表現力更為豐富。。
2. 全民性
共同語的發展、變化是由使用它的全民所主導，社會中每個分子都或多或少的對它產生影響。
3. 橋樑性
使用不同方言母語的人，藉著共同語得以相互交流、溝通、聯繫了感情，消除了隔閡。
由於共同與具有這樣的特性，所以歷代政府的「正音」運動，正是共同語的推行工作。這是歷來政治家一致重視的事。例如，南北朝是個國家分裂的時代，而雙方政府都不約而同的朝這個目標努力。〈南史.胡諧之傳〉有這樣的紀錄：
南齊皇帝蕭道成委任江西南昌人胡諧之為江州治中，可是他的家人都講南昌方言，於是皇帝派了幾位語言教師到胡宅，教他們標準國語。三年以後，有一次皇帝想起這件事，便問胡諧之學習效果如何？胡很不好意思的說：因為我家人口多，家教只那麼幾位，結果不但沒學好國語，連幾位家教都改說方言了。皇上聽了哈哈大笑。由這個故事，可以知道南朝政府對推行國語的重視。北朝方面，魏孝文帝也有「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的政策，規定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若不會說國語，即「降爵黜官」。
隋代陸法言的《切韻》說他編纂這部韻書的原則是「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也就是不依據某一單一的方言，而是會合各種方言，創造出一套綜合兼容的語音系統。代表了知識分子對語言共同化的理想。他的理想受到知識分子的響應，唐、宋所編的韻書大多以他為藍本，形成了一批「切韻系的韻書」。元代的周德清，在所編的《中原音韻》中說：「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至搢紳講論治道，下至訟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可見當時的共同語流通得很廣。他的書一方面是曲韻的參考書，一方面也有推廣共同語的意思。清代雍正帝曾下詔興辦「正音書院」，也是為推行共同語而設，目的在教習官吏使用國語。
六、台灣地區的語言面貌
在語言學上，台灣屬於「移民型態的多語社會」。台灣是一塊年輕的地方，地質上年輕、人文上也年輕。新生代的造山運動造出了台灣，有正式文字紀錄的年代不過三百多年。在不同的時候，一批批的移民來到台灣，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口音，於是，台灣變成了南腔北調的一個多元社會。按移入的先後，歷史上有四波的移民，我們分別以「台一」至「台四」表示：
台一，大約幾千年前，分批從不同的地方來到台灣，他們的後代就是現在的山地九族，包括北部的泰雅族、賽夏族、東部的阿美族、卑南族、中部的布農族、鄒族、南部的魯凱族、排灣族、蘭嶼的雅美族。也有學者另加入日月潭附近的邵族，成為十族。他們帶來了「南島語言」（Austronesian）。這個語族包含了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以及南太平洋的許多島嶼。台灣的南島嶼是這個語族最北的一支。台二，明代末年，漢人開始移民台灣，這一批主要帶來了漳州、泉州的閩南方言。台三，清代初年，從廣東大量移入，帶來了客家話。台四，半個世紀以前，台灣光復，從大陸各地先後移入台灣。這次帶來的方言比較多樣，主要是吳方言、粵方言和北方方言。
經過四波的移民，使台灣呈現了多采多姿的多元面貌，有如櫥窗式的「多語社會」，和其他各省比較起來，是相當獨特的。台灣語言主要分為兩大系：
島系 (南島語言) 泰雅語、賽夏語、阿美語、卑南語、布農語、魯凱語、排灣語、雅美語、鄒語。
陸系 (大陸方言) 漳州話、泉州話（閩南語）、四縣話、海陸話（客家話）、吳語、粵語、四川話、山東話。
台灣語言的面貌可以下表表示
族群性母語 |
台一 |
台二 |
台三 |
台四 |
共同母語 |
國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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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使用狀況 |
漸消亡 |
最興盛 |
趨弱化 |
漸消亡 |
各類母語在其他地區的分布 |
菲律賓 印尼 |
福建、廣東、 |
贛閩粵地區、四川、湖南、海南 |
江浙兩廣、山東、四川等 |
移入時間 |
二~四千年前 |
三百多年前 |
二百多年前 |
半世紀前 |
那麼，國語在台灣社會又扮演怎樣的功能呢?多語的社會需要一個共同的聲音，來擔負橋樑的工作。使方言間的隔閡與誤解得以降低。台灣是一個各種方言匯聚，南腔北調的多元社會，因此，國語正擔負這樣的功能，把來自各地的移民緊密的聯繫起來，不分彼此，成為一體。
在早期台灣的移民史中，由於缺乏共同語的溝通，使得不同口音的人們形成隔閡，甚至發生對立與衝突，這就是早期移民史中不斷發生的「械鬥」。這是寶貴的歷史教訓。早期移入的漢人多半使用漳州方言和泉州方言，他們的身分主要是農民，因此只會講方言，不懂共同語。當時的省、府、廳、縣各級衙門雖使用「官話」（國語），可是缺乏普及的教育設施，共同語不能有效推行，因而社會上方言的矛盾較為明顯。
於是，佔社會上大多數人口的農民便存在者顯著的方言阻隔，農民最容易產生紛爭的因素不外水源的分配，和土地的劃界。往往一場颱風之後，水源改道，田界沖失，紛爭因而產生。如果雙方爭執的是同鄉，問題較易解決，只要請出村長，或老族長出面協調，爭執很快可以擺平。但是，若爭執的雙方使用的是不同的方言，愈吵就覺得對方口音欲難聽，火氣就愈大，於是個人的衝突很容易擴大為村與村的衝突。「漳泉拼」、「閩客拼」就是這樣發生的，而且在早期移民史中，一直不曾中斷，先後械鬥了兩百年之久。據《台灣省通志稿卷二》記載，大規模的械鬥有二十八次，這樣的械鬥，一直到日據時代才完全中止。械鬥過程中，往往有殘酷的殺戮。這些往事都記載在《台灣省通志稿》中。前車之鑑，值得我們記取。今天我們尤應珍視大家共同的財產——國語。
在多語社會中，方言的地位又如何看待呢？方言是人們生命中第一個接觸的語言，它是父母、家庭、鄉里的語言，自然而然，每個人都會對自己的方言懷著深厚的感情，我們都應該珍惜這份感情。進了學校、社會，我們獲得了更有效的溝通工具——國語。它讓我們能夠跟更多的人交往，讓我們的視野更開闊。而不僅僅侷限在自己的鄉里社群之中。因此，方言和國語是分工合作，相得益彰的。在鄉人、家人間，使用方言，更容易拉進彼此的距離，更覺得親切。在南腔北調的大社會中，使用國語，互相便能認同。不再會去在意彼此的相異點，於是社會更能和諧祥和。如果方言情感脫離了原本的溫柔敦厚的本質，轉化為激情，其破壞力是難以估計的。所謂水可以載舟，可以覆舟，即是這個道理。台灣早期的移民史也說明了這個道理。因此，處在文明開放社會中的人們，都應該培養出一份寬容的心胸，既珍惜自我的方言，也尊重別人的方言，更愛護共同的聲音—國語。那麼，我們的社會必定更幸福、更祥和。如果多看看我們相同的地方，則古代聖賢所強調的「胡越必能成為一體，四海之內皆兄弟，天涯成比鄰」，自然能夠實現。人性中陰暗的一面，偏狹的私心，包容力的不足，往往會傷害我們的家園。讓我門共同努力，在台灣這樣一個多元多語的社會裡，每一位愛護鄉土的人們，都能以開闊的胸懷，正確認識我們的語言。這正是經典著作《語言與人生》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
三、竺家寧文章分享：
是熊貓？還是貓熊？----論中文詞彙的構造
一、由「熊貓」的詞彙結構說起
在漢語的詞彙結構裡，主從結構（或稱偏正結構）是一種普遍而主要的方式。這種結構把主體詞素放在後位，修飾詞素放在前位。因此，「汽車」、「馬車」、「火車」都是車類；「黃牛」、「水牛」、「乳牛」都是牛類；那麼，「熊貓」應該就是貓類了。
近年來，有不少人主張把熊貓 ( giant panda )一詞改稱為「貓熊」。因為生物學上的研究，發現它並非「貓科」動物，它的體型像熊，但是它不冬眠、是純粹的素食者、不會咆哮吼叫（叫聲倒有點像小羊）、染色體有21對（熊有37對），這些特質和一般的熊（bear）並不相同。因此，有些生物學家把它歸入浣熊類( raccoon family )。
1983年，美國華盛頓國家動物園研究員 O'Brien 和Frederick 以分子遺傳學技術來比對熊貓、熊、浣熊的蛋白質ＤＮＡ，發現熊貓跟熊比較接近。又據其分子遺傳上的變異程度，推測其分化時代，認為浣熊最早脫離熊的家族，約在五千至三千萬年前，而熊貓則在一千萬年前才自立門戶。又於1987年由染色體橫紋的相似，斷定熊貓與熊的血緣。
既然熊貓不是「貓科」，而是「熊族」，那麼，依據漢語的造詞規律，就不應該稱「熊貓」，而應改為「貓熊」了。於是經由報紙、電視、及各種媒體的影響，許多人習慣上已改稱貓熊了。然而，也有不少人仍使用「熊貓」一名。由字典上看，＜辭海＞、＜中文大辭典＞都沒有「貓熊」條，只有「熊貓」一詞；英文字典的譯名，＜牛津高級英英、英漢雙解辭典＞（東華書局）和＜最新實用英漢辭典＞（遠東書局）都把 panda 譯為「熊貓」； 漢英字典中，＜遠東最新實用漢英辭典＞與＜劉氏漢英辭典＞ 都只有熊貓條，對應英文 panda 一詞。
現在的情況是：「熊貓」、「貓熊」同時在社會上流行使用，造成教學上的困擾。學生常會提出這個問題問老師、問父母，結果得到的答案未必相同。哪種名稱才是標準，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二、語言是社會心理？還是自然科學？------詞彙形成的因素
詞彙的形成是純粹社會心理的反映呢﹖還是必需合乎科學的分類呢﹖我們進行詞彙規範時，應該採用哪個標準呢﹖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把「熊貓」改為「貓熊」，顯然是採用了生物科學的分類觀點來糾正社會習慣。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一個問題：當初為什麼把這種動物稱為「熊貓」﹖詞彙形成的主要因素是什麼﹖
許多事物並不等待自然科學檢驗之後，才制定其名稱，各種事物的命名往往是源於社會心理。由「熊貓」一例而言，社會心理給予「熊」的定義是：〔身軀龐大〕、〔凶惡可怕〕、〔食人猛獸〕。給予「貓」的定義是：〔性情溫訓〕、〔狀貌可愛〕、〔親近人類〕
於是當人們初見某一種陌生動物，顯然具有後一屬性時，自然便會歸之於「貓」類，這是社會心理的「貓」，不是自然科學的「貓」。又由於它身軀壯碩，與熊相若，故加以「熊」的修飾成分。命名之初，人們絕不會考慮「熊」的生物學屬性：
〔哺乳類〕、〔食肉動物〕、〔腳有五趾〕、〔冬眠〕
事實上，基於社會心理上對「熊」的印象，人們絕不可能把 panda 這種逗人喜愛的動物認作是熊類的。人們所熟悉的故事是:從前,有兩個旅行者,穿過樹林時,忽然前面出現了一頭大熊,其中一位立刻爬到樹上躲避,另一位眼看來不及躲藏，就臥地裝死，以求保命。這樣的童話故事正反映了人們心目中的「熊」。而 panda卻是不分國界，全世界孩子們的身邊玩偶。因此，把這種動物歸之於「貓」，並不能視之為錯誤。
由此觀之，我們處理詞彙問題時，也應分開來考量，科學術語當然應合乎科學分類，社會俗名則應尊重語言習慣和社會心理。
三、「俗名」與「學名」是兩個不同的領域
如果用自然科學的分類標準來檢驗詞彙，會發現大量的詞彙都有待「糾正」。就拿主從結構的名詞來說，「變形蟲」不是蟲類，「狗脊」與「狗的脊骨」無關，而是蚌殼蕨科植物的根莖，「昆布」、「胖大海」、「水母」和「布」、「海」、「母」都沒有關聯。生物名稱以外的事物名，也往往經不起「科學」的考驗，例如「汽油」、「石油」是油，「醬油」、「花生油」又怎麼能算油呢﹖它們是完全不同的物質。
「天牛」、「蝸牛」、「海牛」、「犀牛」、電影院門口的「黃牛」，和「水牛」、「黃牛」、「乳牛」是同一類動物嗎﹖「海狗」、「魚狗」（鳥類）、「熱狗」和「狼狗」、「土狗」、「哈巴狗」也可以歸入一類嗎﹖「章魚」、「鯨魚」、「鱷魚」、「魷魚」、「蠹魚」、「木魚」都是「魚」嗎﹖其他如：「田雞」非雞、「鳳梨」非梨、「沙茶」非茶、「樟腦」非腦、「獨角仙」非仙、「海膽」非膽、「紅龍」（魚名）非龍、「壁虎」非虎、「雪糕」非糕、「黑輪」（食物名）非輪、「風車」非車、「荔枝」非枝、「椿象」（昆蟲名）非象、「龜殼花」（蛇名）非花。
這些如果都要一一加以更改，必然會造成語言的大混亂。因此，俗名與學名應區分為不同的領域。「俗名」是約定俗成的，它自有其社會心理的基礎，不宜輕易更改。「學名」是科學研究時的專名，其命名與分類完全依據嚴格的生物學原則。二者不容混淆。西方語言把兩者的界限作清楚旳釐定，是正確的，例如：
俗 名 學 名
lion Panthera leo
bee Apis mellifere
Indian elephant E.M. bengalensis
polar bear Thalorctos maritimus
grizzly bear U.a. horribilis
water buffalo B. bubalis
我們從事華語詞彙的規範，特別是動植物名稱的問題，是否也應當作如是觀呢﹖把俗名還給俗名，不輕易以自然科學的觀點干涉由社會心理形成的詞彙。那麼，把「熊貓」改稱「貓熊」就未必合理了。
四、比喻性的詞彙
另外有一些詞彙，表面上看來，似乎不合科學的分類，實際上是一種比喻性的詞彙。社會習慣把某些事物的名稱用類比的方式加以命名，因為它的比喻性很明顯，所以一般人較不會覺得這些詞彙的分類不妥。
例如「龍眼」，其形狀有如黑色的眼珠；「銀河」橫亙天際，有如長河；「天花」有如小花，漫布全身；「河床」為河水襯墊躺臥之處；「丹田」為運氣行功之源，有若萌生稻苗之田；「木耳」外形有如人耳；「粉餅」、「鐵餅」外形皆有如餅狀；「鐵馬」（自行車）供騎乘，作用如古代之馬匹；「雲海」廣大一片，有翻騰洶湧的氣象；「海星」呈五角放射狀，有一般人心目中的星星之特徵；「電池」有如池之儲水，有蓄電的功能；「水雷」、「地雷」、「魚雷」爆炸時，聲若轟雷；「瀑布」一瀉而下，有如展開之布匹；「色狼」好色如狼之貪；「滿天星」（花名）一點一點散布成片，有若繁星點點；「貓眼」置於門上，可窺察門外，有眼之功能；「獅子頭」（菜餚名）形狀如獅頭；「怪手」為有爪之器械，可扒土；「鐵牛」（耕耘機）在田裏工作，以代昔日之牛；「太空船」航行宇宙，有如水中所行之舟。
這些詞彙也是社會心理的反映，什麼事物之間可相比擬，往往隨著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觀察角度和思考方式。例如「銀河」英文不是 silver river,而是milky way,英語社會的人們不從「河」去類比，而從「路」(way) 去類比，這是不同民族有不同想法的緣故。英語「鐵馬」稱為bicycle,有「兩個輪子」的含意，英語民族的社會心理不從「騎」的角度看這種交通工具，而從「兩個輪子」的角度來思考命名。由此可見，詞彙的名稱並無絕對的科學標準，往往是取決於社會心理的。
五、應重視約定俗成與社會習慣
語言是約定俗成的社會工具，語言的使用者和創造者是廣大的社會群眾。因此，支配語言形貌和變遷的，是社會習慣和社會心理，而詞彙是語言各層次中最具創造力、最活潑、最能反映社會心理的一面。它常常是人們對自己周遭事物的一種感覺、一種解釋、一種心理的投射。因此，「俗名」往往提供我們研究、認識某一個社會文化的依據，自有其相當的價值。拿「天牛」、「蝸牛」來說，儘管在生物學裏，「牛」的定義是：
〔脊椎動物〕、〔哺乳綱〕、〔偶蹄目〕、〔有四個胃的反芻動物〕
可是，就社會心理而言，我們中國人印象裡的「牛」是：
〔動作慢吞吞〕、〔笨（所謂「其笨如牛」、「對牛彈琴」）〕、〔忠厚老實〕、〔勤勞苦幹〕、 〔體格強壯〕、〔兩個引人注目的長角〕（「牛」的甲骨文正是取此特徵）
「蝸牛」的慢吞吞、「天牛」的兩支長角，也許正是其得名的因素。至於熊貓不宜稱為「貓」熊還有一個原因：另有一種和熊貓血緣相關的動物，叫 lesser panda,只有20到25吋大,七到十磅重（熊貓有四、五呎大，165 至350磅重），學名是 A. fulgens, 俗名 cat bear 或 red panda ，它才是真正的「貓熊」(cat b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