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介鍾著《棋王樹王孩子王》

撰者:吳俊瑩


修訂日期:2001年9月12日 AM 08:13

作者:鍾阿城
書名:《棋王 樹王 孩子王》
出版項: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9(初版24刷),251頁。

前言

  鍾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在大陸或者是台灣新文學的地位上早就受到多方的肯定,也有許多針對該書的評論,像是在內容的佈局上,不管是象徵、伏筆、對照的技巧上,都突破了「文革」後所出現的傷痕文學,阿城用字之輕盈,不血淋淋地陳述事件的本身,不將作者所有的價值判斷宣洩出來,讓讀者去深刻體會其中意義與價值,這是本書相當值得關注的面向。

  鍾阿城以十多年的「知青」生活經驗為素材,創造了三篇獨具風格的中篇小說,時間是以文化大革命為背景,敘述的人物都是平民小人物的故事,三篇小說又各自呈現了文中主角再追尋文革時「人」本身所失去的價值。王一生在〈棋王〉中之於傳統文化的典範再現,強調對於性靈的追求;蕭疙瘩之於人對自然的敬畏和諧相處之心;老桿兒之於回歸到以人為本的教育方式,以及對「書(字典)」所流露出的深厚情感。阿城就是在凸顯這些在文革中所被抹滅掉的人的價值,而這種試圖在高壓的政治氣氛中,去突破、去反省當下的狀況,不管成效為何,但是的確反映了文革時,人們在價值觀上的普遍扭曲。以下將針對三篇小說的主角性格做出分析,藉此反映出阿城對於文革的看法,及其反省文革時,人們在心靈上的空虛,「破四舊、立四新」這樣的概念與傳統文化間的矛盾與衝突。

一、 〈棋王〉:人格的昇華

  〈棋王〉有很大的部分是在討論「吃」的問題。在一個物資極度貧乏的年代,「吃」對於我們而言似乎沒有太大的意義,但是對於主角王一生來說,確有不同的意義。因為貧窮,使他對「吃」懷有宗教般的敬意,看描寫他在火車廂上吃便當的那段,作者說道:「他對吃是虔誠的,而且很精細。有時你會可憐那些飯被他吃得一個渣兒都不剩,真有點慘無人道」,「頓頓飽飽就是福」是王一生的價值觀,更多的要求就是「饞」了,而饞只是讓人們有著更多的慾望追求,在追求的過程中殊不知已經被「物化」了,就像文中倪斌為了更好的生活環境,將祖先所留下來具有意義的烏木象棋送給了書記,即使這樣王一生有機會參加象棋比賽,他依舊不願因此而參賽,「棋」這具有精神表徵的事物,對於王一生來說,有著母親的摯愛在其中,無時無刻可以「取出一個棋子,確實很小,在太陽底下竟是半透明的──像一隻眼睛,正柔和地瞧著」,這般親情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王一生的母親一生所追求的也只是個「飽」字,卻依舊能夠體會到孩子在棋上的執著,她或許不知象棋有什麼深奧的意涵,但是一個作母親的知道兒子在掙錢討生活之外,還有其他的需求,臨死前還磨好了棋子送給他,借作者話說:「只可惜全國忙於革命,否則呆子不知道會有什麼成就」,真的是環境將人的發展給箝制住,不過也因為這樣的環境,王一生的意志與堅忍的力量相對地被突顯出來;又有著撿爛紙的老人在棋藝與象棋所衍生出的文化傳統,以及拾荒老人所對他的期許,老人將棋譜傳給他,象徵王一生承繼了文化的傳統,而所謂「破舊立新」的真正意涵,作者藉由老人的話道出正是「什麼是舊?我這兒每天撿爛紙是不是在撿舊?可我回去把它們分門別類賣了錢,養活自己,不是新?」。「立新」並非是抹滅過去,文革要將過去傳統文化連根剷除,那新的價值標準在未經時間的洗鍊下,強用政治力量去概括整個價值體系,難道就行嗎?

  書中的高潮在結束時,王一生以其充沛的意志,引起一陣旋風,衝破當時荒蕪、沉悶的空氣。他以盲棋對決九人的場面,氣勢驚人,將大家的情緒推到最高點,關注的焦點全都在棋局上。最後出現的棋局冠軍老者,在輸掉棋局後不得不出面,還言「老朽有幸與你接手,感觸不少,中華棋道,畢竟不頹,願與你做個忘年之交。老朽這盤期下到這裡,權做賞玩,不知你可願意平手言和,給老朽一點面子」,這般以老賣老的情形,不願虛心求教,只求保住「面子」,這和先前王一生與同學的父親,號稱城裡頭的名手,擺了一局據說是宋時留下的殘局,王一生反倒是走贏了,名手自己連看王一生所下的棋步都不理解的情形下,還要收人為徒,王一生反問他一句那「我為什麼要作你的徒弟呢?」搞得名手大言不慚搬出傳統禮教的大道理說道:「你這同學桀驁不馴,棋品連著人品,照這樣下去,棋品必劣」。對照王一生學棋時的虛心求教,學棋是跟「天下人學」的氣度,相形之下這些以老賣老者氣度顯然不及王一生。王一生在爬到此領域的高峰後,在一段掙扎「很久,才嗚咽地說:『和了吧』」,終於領悟到包容人性弱點的平和心境,脫卻輸贏的計較,找到自我人生的新意境。破舊立新的真義,應是像王一生這樣從無到有,憑藉著堅強的意志力,開創新的局面,卻又能夠體認到包容的真義。而且人在追求物質之外,自我精神的提升更是必要的,正如阿城在文後所說:「衣食是本,自有人類,就是每日在忙這個。可囿在其中,終於還不太像人」,也正反映出文革時人在精神層次的貧乏與苦悶。

二、 〈樹王〉:對於自然倫理的尊重

  〈樹王〉所討論的是: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作者針對主要人物蕭疙瘩的一生,來反對人們伐山砍樹破壞大自然的舉動,在文中還特別穿插了一個性格鮮明迥異於蕭疙瘩的知青李立,塑造一個服膺文革的角色,在大家不敢砍伐山中最大棵的樹,樹王也說此樹砍不得時,李立的態度是極為不屑的,他認為一切只是迷信、只因農場裡的工人覺悟的程度太低所致。而文革「人定勝天」的理念,就表現在李立身上,李立身體並不強壯,「就是因為那股狠勁兒,是別人比不上的」,外在政治力量的驅使下李立這種貫徹國家意志的行為,和蕭疙瘩成為了強烈的對比。而蕭疙瘩在從知青下鄉來開始,砍樹、燒山、種新樹已經是勢在必行了,蕭疙瘩始終以沈默來表示無言的抗議,當蕭疙瘩聽到他所教人磨出來的刀是被拿來砍大樹時,他的沈默與眼神卻似乎是極為嚴厲的抗議,「『老蕭,今天那棵樹就能倒了呢!』蕭疙瘩靜靜地等我走到跟前,沒有說話。我正要說,忽然覺出蕭疙瘩似在審視我的樣子,將我的興奮按下去,說:『你不信嗎?全虧了你的方法呢!』蕭疙瘩目光散掉,仍不說話」

  蕭疙瘩有砍樹的本領,會磨刀更如何懂得用刀,這是他與自然長期相處所悟得的心得,「角子砍進去,向兩邊擠。樹片能下來,便是擠下來的。即使刀有些晃,角子刃是不會損的」,蕭疙瘩會用刀卻不濫用,相較於知青拿起刀就不分青紅皂白的砍,正顯示出蕭疙瘩生命的厚實感。蕭疙瘩外表一副粗獷確有著十足的愛心,從關心知青在山上砍樹的危險,到最後對於無法繼續接濟被他踢斷腿的士兵的內疚之情,蕭疙瘩也是因為在那樣的環境裡,每一次他所付出的關心,就是「槍打出頭鳥」的時候,成為他受苦的淵源。整個悲壯的情緒,在蕭疙瘩以身護樹時達到了高潮,在李立當著蕭疙瘩的面前執意砍掉大樹時,蕭疙瘩護樹的決心是堅決的,他一手箝住李立的刀,在可能背負反革命罪名的情況下,他支手護樹並不為了什麼,,只是「證明老天爺幹過的事」,在場的支書此時道出了學生們砍樹的原因到底為何:「學生造反,皇帝都拉下馬來了……糊塗!老蕭!這砍樹的手藝,全場你最拿手,我知道,要不你怎麼落個『樹王』的稱呼呢?你受罪,我也清楚,可我是支書,就要謀這個差事。你這不是給我下不來臺嗎?學生們要革命,要共產主義,你攔?」將破壞自然無限上綱,是集體的情緒抹滅了個人的判斷與良知,蕭疙瘩的情緒在阿城的筆下雖然含蓄,但是「蕭疙瘩緩緩地鬆下來,臉上有一道亮亮的痕,喉嚨提上去,久久下不來」蕭疙瘩難過地說不出話來,他沒有像李立般地咆哮,那種對於局面的無奈加上無助讓他久久不能自已。眼見生靈塗炭,卻無能為力,樹倒了,他也乾枯了,蕭疙瘩是和樹、自然共生共存的,他的存在象徵著人與自然和諧地相處,生氣不見了!蕭六爪不再活繃亂跳了,「文革」到底還扼殺了什麼?「我心中亂得很,搞不大清砍與不砍的是非,只是不去上山參加砍伐,也不與李立說話」,砍除山林與尊敬自然之間的矛盾,在拉拒在抗衡。在今日檢視文化大革命的種種行徑,似乎很難去理解這樣近乎瘋狂的行為,但是一顆深切反省的心,卻在阿城的筆下表露出來,阿城並不對於人性感到絕望,像蕭疙瘩這樣類型的人,就是明天的希望。

三、 〈孩子王〉:人本思考的教育

  〈孩子王〉所敘說的是一位原在生產隊的知青老桿兒被派至一所鄉下的初中三年級任教,班上的學生竟然連大字都不認得幾個,所謂的教學不就是念語錄而已罷了。老桿兒常常語出驚人地指陳教育的弊端所在,國家印不出書給學生,生產隊一發批判材料多少就是多少,一點都少不得;學生的自我思考創造力,又被政治這頂大纛所蓋住「作文又常常僅有幾十字,中間多是時尚的語句,讀起來令人瞌睡……只是漸漸懷疑學生寫這些東西對將來有什麼用」、「你出個慶祝國慶的作文題,他能把去年的十一社論抄出來,你還覺得一點都不過時」這樣制式的教育,將教育完全附著於政治上,是阿城所不樂意見到的,「純質」、「單一化」是令人恐懼的,阿城藉由老桿兒的教學理念凸顯了黨化教育的腐敗,利用婉轉諷喻的方式表達了心中的不滿:「教材真是統一,我都分不清語文課和政治課的區別」、「中央臺說了上句,我就能對出下句,那都是套路,我摸得很熟,不消聽」在這樣的環境下,將一切東西都加以教條化,學生一旦習於這樣的思考,教育與生活失去了聯繫的意義,學生又能如何感受到自我成長的喜悅呢?

  老桿兒不顧原本的教材規定,一個字一個字扎扎實實地教導學生學習;寫作文不可以抄社論,「你們自己寫,就寫一件事,隨便寫什麼,字不在多,但一定要老老實實、清清楚楚地寫出來」,一切從自我的經驗出發,讓自己所受的教育去貼近生活,他這樣的舉動,卻已經受到高層的注意,同事們也屢次提醒他,就隨波逐流,管他學生學多少,上面交辦的課程內容教完就是了,但老桿兒卻不這麼認為,雖然有時對於自己在課堂上「一氣說了許多,竟有些冒汗,卻暢快許多,好像出了一口悶氣」,心裡的那麼一點顧忌還是存在的,但看到學生在作文裡面能夠表達自我想陳述的事情,心中也的確著實踏實許多。當他的學生王福寫出〈我的父親〉提到「我父親是世界中力氣最大的人,……但是父親說:『我沒有王福的力氣大,因為王福在識字。』父親是一個不能講話的人,但我懂他意思。……父親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後來慢慢爬起來,不願失去一天的錢。……早上出的白太陽,父親還在山上走,走進白太陽裡去。我想,父親有力氣啦。」王福這段深刻刻畫父親的文句,是發自內心的真誠,一個小孩卻能夠用自己的話,去思索、去表達自我的感受,不再落入「紅旗飄揚,戰鼓震天」的陳套俗語,此時此刻的老桿兒「忽然覺得眼睛乾澀,便擠一擠眼睛,想,我能教那麼多的東西嗎?」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在於開發人的潛能,今天王福可以這樣,當老師的老桿兒其實也就心滿意足了。老桿兒在面對總場來的教育科吳幹事詢問教學內容時,他毫不考慮地說道:「教課文,沒有用」,他沒有任何地眷戀這個位置,他想帶走的是學生最後一次的作文,因為學生的成長反映在他們的作文中,他沒有對不起學生,總場這樣的處理他不想有任何的激烈反應,只是透過阿城的筆下「我走出辦公室,陽光暴烈起來。望一望初三班的校舍,門內黑黑的,想,先回隊上去吧,便頂了太陽離開學校」,我們看到了平和的筆觸,但是教室「門內黑黑的」,中國教育的前景還是「黑黑」的嗎?老桿兒靜靜地踏著愉悅的步伐走回隊上,我想阿城還是對教育有所期待與希望的,王福就是一個最好的註腳吧!

四、 結語:破?立?

  阿城的小說,多用平白的實描,極少有個人感情的強烈流入,藉由對於現場實景的描述,他的文字傳達給我們一種心靈上的顫動,雖不是極力的震撼,但阿城提供很大的空間讓我們去思索問題,讓我們久久不能自已。「文革」對於阿城來說,並不是絕望與落寞,他所積極刻畫人物,不管是王一生、蕭疙瘩、老桿兒都是具有在高壓環境中積極向上的人物典型。阿城跟下鄉的知青一樣,都親身經歷徹底破壞的大浩劫,他冷靜地說明沈重的文化課題,思考破舊立新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傳統文化有存在的必要,文革卻要將他完全否定割裂,我們不否認傳統文化必須受到洗滌,但是「只破不立」也只是「越破越糟」。〈會餐〉中所描述的生產隊的知青和農民在張羅一頓會餐的內容,即使在怎麼破四舊,最後豬肝不也給了殺豬的師傅;會餐時,男人在大口大口吃肉喝酒,女人和小孩也只有乾瞪眼的份,傳統的尊卑關係再怎麼「破」,這深植民心的概念,在農村中還是強軔地存在,外在的環境再怎麼變,再怎麼革命,農民們還是保持著一貫的生命力和生活情緒,這些都是難以撼動的。阿城在本書的最後一短篇〈樹樁〉,描述文革時將原本早已融入人們生活中的「對歌」文化,列為「四舊」,取而代之的是全國唱什麼,街子就唱什麼,這樣單調的形式,讓這個山城一度失去了過去活力;但後來解禁了,人們開始追思過去的民俗文化,大家又開始傳唱,李二(也就是樹樁,人稱大爹,是本文山城中的山歌對唱好手)代表過去傳統文化的精神也就成為那條街巷的化身,「李二的名字,被年輕人記在心裡……人人都覺得,大爹替這街子、這山裡立了一個碑」文化的根也像是一塊難以抹去的「碑」,有他的價值存在。阿城所想要表達的也就是一種傳統文化有著她歷久彌新的魅力,那份時間所累積下的厚實感,有著長久不變的價值,這是文革所難以摧毀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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