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7月01日
立報】
【周祝瑛 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暑假來臨，各種升學考試陸續放榜，許多人也在呼籲應正視若干大學生學習動機低落、學習態度不佳的問題。知名學者如：教授李家同、台北科大曾百由、台科大校長陳希舜和嚴長壽等人，也分別對我國大學擴招後，許多原本適合選擇習得一技之長的學生，湧入普通大學，而更嚴重的是在政策上不斷讓技職院校升格與改制，出現「技職教育學術傾向化」等問題。對此，筆者提出以下分析。
從1996年廣設高中、大學等教改政策推動以來，技職院校即不斷向普通教育傾斜，尤其在政策的推動下，許多高職紛紛改成綜合高中，專科學校不斷升格成技職院校，甚至改為科技大學或普通大學，以此提升本身的社會聲望，增加爭取政府補助的機會，更為此來吸引學生就讀。過程中卻出現學術游移、技職失色等後遺症，許多原本頗具特色的五專、三專、與二專逐漸成為歷史；原先適合就讀技職體系的學生，也因為高中、大學數量的擴充而捨棄原本的職業技術性向，轉念普通高中與大學！
按理來說，國際上的慣例是技職體系投資遠比普通教育來得昂貴，例如在中等教育階段，技職體系學校須購買機器、廠房和相關設備等，因此其教育經費的投入往往為普通高中的兩倍以上。然而，到了高等教育階段，國內的技職體系學校的經費補助卻遠不及一般大學，理由不一而足。
此外，根據筆者一位從國內某頂尖大學工學院轉往技職體系科大任教的朋友的說法：「很難想像的是，無論在政府補助款、企業和校友捐贈、社會聲望等各方面，技職體院校均遠不如一般大學。」
尤其在近年來升格風氣的競爭下，幾乎所有技職院校大量聘近擁有博士學位、但缺乏技職淵源與經驗的普通教師，而原有的技職教師則被要求必須比照普通大學的升等標準與論文發表數，來進行評比，將原來的教學與輔導工作視為次要。影響所及，出現了某些科技院校，也不惜重金禮聘能夠發表SSCI、SCI的超級大教授，藉此符合政府的補助標準，爭取大量資源，再進行更大的研究團隊！難怪有技職體系的老師會提出過度強調論文發表，結果卻嚴重影響原本就需要更用心教學與輔導的技職體系學生受教權。
從5年5百億追求頂尖大學計畫的經費分布當中，由於採取競爭型計畫，由各校提出申請，因此很難看出這些計畫與未來國內科技政策的關聯性為何。尤其，評鑑指標中大多以SSCI和SCI等論文發表總數與影響係數為主要參考依據，很難看出究竟與我國長期累積的科技資本與發展方向有何關聯性。甚至其中唯一獲得補助的科大也難避免以論文發表總數為主要參考依據的迷思。尤其，該校更聘有人文社會領域SSCI論文發表最多的龍頭教授群，幾乎囊括所有國家獎項，但與技職教育及我國科技政策有何關聯？不無疑問。
近來有許多研究指出，我國各大學院校的國際論文發表數在近年內急遽擴充，然而在這些論文的影響係數與被國外引用總數上，仍有待加強！尤其這些論文研究能轉換成解決國內業界瓶頸或重大相關問題者十分有限。
例如最近國內一些備受爭議的重大問題，如國光石化、日本輻射外洩問、我國核能發展、替代能源轉換、產業結構轉型和人才提升、國土規劃、校園中霸凌、中小學教科書基礎研究、高齡社會安養等，卻很少看到有相關研究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與建議，即使是5年5百億推動第一期5年後，到底這些花了納稅人巨大資源的教育或研究計畫對社會有何實際作用？還是只有造就少數學校與個人？至於追求世界百大排名究竟能為我國科技產業帶來何種效應，則尚在未定之數。
綜合上述，我國技職教育的普通化與學術化所造成的後遺症，顯而易見。而其中政府的態度與政策引導尤其重要，去年教育部接連提出「促進國家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緊密結合」、「亞太地區優秀人才聚集中心」、「連結亞太──深耕東南亞計畫」等高教人才革新和高教輸出計畫，以解決目前台灣高教人才供需失衡和高教招生瓶頸的問題，也希望藉此吸引更多東南亞、甚至大陸學生來台就讀。但我國對於這些國家與地區的科技政策與技職體系所知卻十分有限，僅規劃協助當地成立職訓中心，鼓勵台商參與職訓機制等短期性計畫。
反觀日本的對東南亞高教輸出計畫則透過日本國際合作機構（JICA），以日本11所一流大學為核心，選擇東協19所大學進行合作，協助提升當地的工程教育教學品質，對高教輸出，尤其技職教育進行長遠的規劃。就連對於SSCI SCI資料庫的用途，日本也拿來作為科技政策發展的評估依據，而我國卻僅拿來作為大學教師升等考核以及政府獎補助款依據，而非善用該資料庫中台灣科技政策與教育方針的參考。
總之，技職院校的自我定位，除了靠各校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對於科技發展和技職教育的整體規劃，如果再任由技職體系學術游移，則台灣技職教育不僅失色，也恐將影響整體的國家競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