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教師專業成長問題研究：理念、問題與革新」乙書。臺北市：學富文化。2004.12
雙重障礙：從公共知識份子和女性大學教師的角色談起
政大教育系 周祝瑛
壹、大學評鑑與教師角色
從最近教育部公佈國內各大學SSCI、SCI與EI等國際學術論文發表數量的總和評比之後，引起社會大眾對大學教授工作表現的討論。一般人都知道，大學除了研究之外尚負有教學及社會服務責任，也因此各先進國家在進行大學評鑑時，都特別慎重，主要原因是各大學有不同的任務導向，也深受科系分布而有所不同。所以大學評鑑多數委由民間或學術團體進行，即使由政府辦理，結果也大多不予公佈，以避免評鑑指標的不同造成各校間的惡性競爭。根據美國的「世界新聞與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指出（劉念才等，2002）：美國的大學評比，通常都是針對不同類的學科採取不同的評鑑指標。如文、理類學科完全按同行的學術聲望來進行排行；工程醫學（研究型）、教育等應用學科同行學術聲譽評價亦十分重要。而其指標則包括研究經費、師生比、教師博士比例及院士比例；學生方面則包括錄取分數、錄取率平均學業成績、每年博士學位平均授與量。以培養專業為主的學科如教育、商業、法律等評鑑，仍以同行學術聲望評比占最高比例。其他還包括學生的錄取分數、成績及就業率等。至於國際上著名大學的評比，大多也是考慮到各國的實際狀況，包括：諾貝爾獎得獎數量、科學（Science）、自然（Nature）、SCI發表數、學術研究經費、博士學位教師比例、研究生中外國留學生比例、研究生與大學生比例，及師生比等各種不同的指標。另外，自一九八七年以來中國大陸也曾經有十多個單位公佈四十多個不同類型的大學排行報告。中國網路大學、中國高等教育評估及亞洲商業周刊等所做的大學評比，也大多採取多元的評價指標，甚至包括各校學術聲譽、學術地位、學術成果、學生情況、教師成果及物質資源等分別加權，進行分門別類的評比，以增加各校的可比較性（周祝瑛，2003）。因此，目前採用的以國際期刊的發表總數代表大學辦學績效是否合宜一事，是否恰當？不無疑問。究竟大學學術評比的用意何在？評比的指標應以哪些作標準？完全以國際化、數量化作為唯一評鑑標準，是否符合國情？如此的大學評比對於提昇大學品質是否真有助益？
反觀這些知識社群的學術成果產出者、盱衡世界的各國大學教授，除了站在學術的頂端外，無論中外這些人都有許多相似的經驗與挑戰。例如：每一位教授都要從事教學工作；多數人為了撰寫研究計畫與專著而向政府與民間爭取研究經費，同時評論別人發表的作品；另外，也與同儕維持友好或者是同一社群的網絡關係（network）；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被學生與社會大眾視為提升下一代能力與潛力的關鍵人物。這些可說是構成大學中學術責任（academic duty）的重要內容（楊振富譯，2000）
從這裡可以看出，各國大學教授的角色大約可以分成以下幾項：1、教學：大學部或研究生，甚至對在職進修人員。2、學術研究：針對學術專業主題提出研究，藉此提升個人專業地位與學術水準。3、社會服務：根據本身的專業訓練，針對社會上的議題，提出個人的看法與接受諮詢，負有影響公共政策與喚起民智的責任。（金耀基，2003）既然大學教師負有多重的角色任務，那麼以特定的研究成果（如SSCI、SCI等發表數）來評定大學教師，甚至大學的整體表現，這樣的思維與做法就難怪備受各界質疑了！
貳、大學教授地位的式微
近年來由於大學經費的緊縮及分工日益精細，使得許多先進國家的大學教授為了養家糊口、增加收入以提升生活品質而奔波，平時忙於教學與研究計畫，並且多數人與社會上的公共議題保持距離，以示中立客觀。換言之，上述所強調的社會責任感，往往會因個人研究計畫的忙碌而不再積極去扮演。曾經擔任過史丹佛大學校長的甘迺迪（Kenndy，1997）指出，在一九七Ｏ年代之前，美國大學教授在全國的公共知識庫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時至今日，由於各行各業的崛起，例如：隨著新聞媒體和各種基金會的加入，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這些人扮演著比過去更具有反省與批判能力的角色。相對之下大學教授對社會公共議題的影響力逐漸式微，以致經常遭到外界批評：大學教授大多只能專注學理、埋首於旁人無法理解的學術研究；人文學者只重作品的考據與寫作技巧，忽略時代的意義；社會科學者往往只在追求數據與量化，漠視社會科學應與社會現實的需要緊密結合；而分子化學家則只能投入生物遺傳研究，一心一意開拓新的領域，但對解決威脅民眾生存的常見疾病卻著力不多。因此，社會大眾原先期待大學教授能夠在社會上本著良知、提出諍言、扮演諤諤之士的領導角色，往往只能希望落空。而這個現象與大學校長領導能力的式微也不無關係。以美國為例，有魄力且關心社會的大學校長已不多見；在過去，美國幾位享有盛名的大學校長，之所以受到社會尊重的原因不在於他們在校內施展卓越，而在於能夠對社會公眾事務勇於挺身而出，甚至對政府施政興革提出諍言，不但言行贏得社會大眾的尊重，也間接提高大學的社會聲望。由此可見，一所大學的好壞，不只在於教授們學術研究出版數量的多寡、研究成果的績效，更重要的是大學教授如何擔負振聾啟饋的社會責任，而不是只求個人研究經費學術的溫飽而已。誠如史記商君列傳所言：「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大學教授不應以個人成就為足，遇到公共事務能挺身而出才是全民之福。
參、邁向公共知識份子之路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1973）曾提出知識份子可分為傳統型（致力維持現狀）、與有機型（主動參與改變社會）兩類。而長久以來關心知識份子議題的薩伊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則進一步提出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tual）的概念。薩氏認為公共知識份子的特質除了以寬容、開放的說理與溝通來討論議題，避免訴諸人格身分、學術專業、傳統信念的權威之外，同時能夠在公共說理時，面對所有的權威提出質疑與反思。公共知識份子在面對現實的規範與價值中，能夠以開放與平等的方式進行說理，屏除個人的主觀信仰與認知。這樣的知識份子能夠接受差異，敢於向社會上壓制的勢力進行挑戰與辯論，被視為社會良知的重要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與過去所謂的「御用學者」有所區別；所謂的「御用學者」常常為執政當局的言論政策提出背書，而公共知識份子則往往扮演與當局權威相抗衡的反對角色。然而，遺憾的是在華人的世界中，一般人對社會多樣化及容忍異己的程度較為有限，且常常運用道德的言語或學術權威進行公共議題的討論，無法真正就事論事、持平以待。因此，任何公共知識份子在進入公共領域時，最重要的是能否秉持公民本分，發揮說理的專業與文化素養，這一點可說是現今社會，尤其是台灣中非常缺乏的一項特質。（錢永祥，2000年）
至於談到當代公共知識份子的代表，應當首推美籍巴人薩伊德。薩伊德教授於今年十月辭世後，許多人將他歸諸於全球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典範。這位身為少數在英美國家擁有發表權的巴裔精英曾提到：一九六七年的中東戰爭是他人生的轉捩點，這個戰爭讓他將過去學術與政治截然劃分的想法為之完全改觀，自此兩者無法分割。而其在一九七八年發表 「東方主義」 （Orientalism）、一九七九年「巴勒斯坦的問題」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等書後，這位曾經在美國數所長春藤名校任職的美籍巴勒斯坦後裔，一直成為全球最具有爭議與傳奇性的學者。一方面，他在美國擔任大學教授，但也在美國長期支持巴勒斯坦的建國，甚至為其擔任流亡國的議員，成為巴勒斯坦在西方世界中最重要的代言人。
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一書中，描述西方人眼中對阿拉伯世界的扭曲。雖然該書並不包括華人世界的東方主義，但其留下的公共知識份子典型，卻分外值得當前台灣學界作為參考。理由是首先他強調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薩伊德一生中扮演巴勒斯坦人、美國人與大學教授三重身分；他曾說：自己最重要的生命挑戰即是從事批評與維持批評的立場，從不畏艱難險阻。其次，從文化角度追求社會正義：薩伊德認為，西方國家的東方其實是一種基於偏見、貶抑、誤解與宰制的虛構產物，這種文化權力的建構其實是植基於西方國家帝國主義的政治權力。對當前的台灣社會而言，如何讓各族群在各領域（包括公共領域）中，建構公平與正義的平台，具有相當的啟發性。第三，以人文主義促進西方社會對東方的了解：薩伊德主張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問題解決應基於歷史性的了解（historical empathetic understanding）之後，能夠追求和平共存、尊重身分認同、減少排除異己，並為此建構更寬容、更寬闊的人文主義。對台灣來說，社會各階層如何用歷史同情的了解來消除族群之間的怨恨情節，不無啟示。（何榮幸，2003）
此外，薩伊德認為知識份子（尤其大學教授），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只是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侷限於從事自己那一行的能幹專業人士。他認為公共知識份子應具有批判角色與為弱勢伸張正義的立場，但如同薩伊德在「知識分子再現（表述）」（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一文中提到，大多學界同仁循規蹈矩、墨守成規、保守且有些排外。其中有不少人為了切身利益的維護，而對學術行規甚至執政當局唯唯諾諾，未能善盡為促進社會的改變而扮演的批判角色（單德興，1997）。另外，有些知識份子囿於專業化與職業化，把自己定位為朝九晚五（或7─11）、不逾越公認的典範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知識份子往往對事沉默而沒有太多的聲音。因為大多數的改革一旦成為專業化就窄化了公共空間，排除一般人的討論機會，使得許多攸關民眾權益的事務由專家（例如：教改專家）所壟斷，甚至在涉及大眾切身利益時往往被犧牲。有鑑於此，薩伊德特別強調，大學教授應該以批評的超然意識去從事世俗的批評，冒險公開參與辯論，因為知識份子的價值就是被大眾期望能夠宣揚代表特定社會良知的看法、觀念與意識形態，並且希望他們能在社會上產生一些作用。
薩伊德曾形容，在他流亡的過程中，在廣泛無限流通的演講、撰書中，冒著不確定的風險與結果，而不受限於由專家和職業人士所控制的內行人的學術空間（academic inner circle）。這樣的行動不受拘束反而更能支持其個人所選擇的觀念與理想，因為它們更符合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與原則。（轉引自單德興，2003）在公共知識份子的實現中，薩伊德選擇的是更廣泛的事務，因為能夠超越學術行業的規範，反而受到各行各業的獻身激勵，跨越自己原本狹隘的職業（學術）生涯。而在這過程中，更能有意無意為對公共事務的觀點，爭取更新、更多的聽眾 ，而這些觀點也是以往在大學的課堂中不曾呈現的內容。
肆、大學教授在台灣教改中的角色
正當台灣的大學教授與多數歐美先進國家的同行一樣，忙著為爭取研究專案、提升個人生活品質而努力時，卻也可以看出這些年來，學術社群對社會公共議題的關懷正逐漸冷卻。原本有許多人期待的改變──政治解嚴之後期有待型塑的公共論壇，並沒有在解嚴之後的十五年中逐漸形成，反而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政治人物、新聞媒體和電視成為台灣家長與教師心目中的三大公害（何琦瑜，2003）。台灣民主發展可說在媒體自由化後，並未走向全面的民主化，甚至期望解嚴之後能提升整個社會的理性發展，並形成公共論壇的空間，這樣的夢想並沒有因解嚴而實現，反而是整個社會出現更為煽情、言論更為激化，市場廝殺與控制的痕跡更為明顯的情況。其中最大的犧牲者可說就是公共領域遭到前所未有的另類宰制（李金銓，2002）。
誠如杜維明教授曾經提到，欲讓社會改革朝向正面的改變需要公共知識份子的參與，如同薩伊德、葛蘭西等人提到，公共知識份子不僅是有機的知識份子，更具有政治關懷、參與社會，並擁有文化敏感度與人文科學素養，能夠透過反思與理解來關心這個社會。在這些年來，這樣的知識份子一則在學術界，一則在媒體。可是在國內現在的媒體，整個市場化的過度競爭與扭曲下，公共知識份子的力量並沒有適度、適當的發揮批判精神；加上學術界又因學術資源的激烈競爭與權威的宰制下，這些年來公共知識份子參與社會的身影愈漸模糊。
可是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們如何看待上述發展？還有怎樣向下一代交代呢？如同美國趨勢大師梭羅（Lester Thurow，1938-）在他的「資本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一書中提到（Thurow，1967），未來的人類需要的不是上述的煽情和激化，而是必須具備兩項條件：擅用科技帶來文化助益的能力，和個人的應變能力。由於各國目前都在培養如何帶動新的文化，屏除過去模仿與抄襲，增加下一代人民的適應變化與創造能力。因此，未來社會上的文盲不再是不識字的人，而是不懂得學習的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如何教導國民了解這些新的趨勢，適應這些變化已經成為重要的課題。以日本為例，他們最近討論，目前所從事的各項社會改革以教育改革最為關鍵，因為教育改革是日本是否能成功轉型的一大關鍵。反觀台灣，教育改革能否讓下一代脫胎換骨？抑或讓全民素質全面下降？這些質疑其實是需要更嚴謹的討論與研究來驗證。然而綜觀這些年來，由於社會上整個公共論壇空間並沒有得到良好的發展，因此，社會上公共知識份子的研究成果與社會聯繫（social connection）發生相當大的差距，甚至十年來教育改革政策發展迄今仍未看過有較大規模、科學化的檢討與評估。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內教育學界每年所產出的學術成果（如：博、碩士論文、國科會專題計劃等）數量不少，但其研究成果與社會中的教育（改）現況：亟需有基礎的研究數據、資料，作為教育政策制訂與問題解決的參考依據之間，存有嚴重的落差，而這種差距仍舊持續在擴大中，讓人十分憂慮。
另一方面，國內政論家南方朔先生提到，台灣目前面臨的共同問題是升級的挑戰（Upgrading），如何升級需要學術界的堅持與啟蒙，展現自身的專業，把問題說清楚，讓我們的教育是朝向鼓勵思考、培養判斷能力的方向發展，而不是投機或操短線。因此，我們的社會亟需有一群公共知識份子來同心協力。然而這些年來，台灣的解嚴後的發展情形與台灣的社會運動息息相關，其背後含有強大的民粹動機。在這過程中，大學教授常常停留在政策規劃的層次。其中主導教改的知識精英，由於部份人士對台灣教育生態了解不足，因此其改革理念甚至規劃藍圖未必能讓政府照單全收，甚至無法獲得基層學校的認同。導致幾年下來，教改變成全民負擔。可是值此之際，當台灣教改亟需透過公共論壇討論，以致於各種教改措施需要全面修正時，這些知識份子的力量又未能適時發揮社會批判的功能，無法發揮監督制衡的力量。
有學者（吳清山，1998）曾經將台灣教育改革根據台灣社會結構來分析，整個改革在政治上一黨獨大到多黨競爭之下，提供教育改革重大的環境。過程中，民主政治的呼聲逐漸提高、人民權益逐漸受到重視，促使教育界與社會大眾提出教育自由化、民主化的訴求，在政治體制轉型、社會結構重塑、校園民主三種結合之下進行史無前例的教改運動。過程中，教育改革可分成萌芽期（1987-1988）、成長期（1989-1993）、熱絡期（1994-1998）、批判與反省期（1999-2003）（周祝瑛，2003），然而在整個改革中可看出，批判與反省在整個教育改革當中最為欠缺。換言之，無論是從四一０教改遊行、行政院教改會、教改行動方案措施中，大部分教育改革的措施由民間發起而進入政府部門，由於政黨輪替權力轉換，逐漸由過去的民間人士進入到國會殿堂、而參與政府部門。過程中權力的交替反而讓原先的提倡者失去批判與反思的精神。
伍、女性擔任公共知識份子的困境
傳統以來，在大學教師的專業成長或是公共知識份子的探討上，通常不涉及性別差異的問題。但事實上，學術界，尤其在華人地區，性別的差異程度更甚於西方國家。從作者數年前曾經針對全國男、女大學教師升等、收入的討論中發現，儘管政府自一九九０年初已經實施同工同酬制度，但實際上在個人總收入（校內、校外總收入）上，在一九九０年初男女每年差距約十二萬新台幣；在工作分配中，大部分女性教授負擔比較多的教學任務、擔任較低職位的行政工作。此外，在大學行政部門的三長中，女性始終為少數。（Chou，1992）這十多年以來，儘管這樣的情況隨著女性加入學術界的人數增加而有所改善，但仍維持男性在升等、收入等方面的優勢。
根據西方研究指出，男、女性大學教師仍有以下的差別待遇：性別刻板印象、缺乏男女同值（Comparable Worth），對女性的表現不像給予男性一樣的肯定，機構本身的差別待遇也可看出，在一些重要職位的安排上，也是以男性為主，包括行政主管的遴選。另外，在人際關係上，學術圈有所謂的「人際關係網絡」（the Oldboy Network），非正式互動團體。對女性來說，在工作之餘或學術發表的場合之外，很少參與宴請，這是因為大多數女性要負擔家務，無法在夜晚或假日外出參與社交活動。因此，有些研究指出，婚姻，尤其有兒女之後，對女性在學術出版、成就表現方面有相當負面的影響。（Chang，1995）
誠如許多專業團體一樣，學術社群原本是由一群有特殊興趣、經驗、資源的大學教師組成，本身具有相當獨特的文化與特性，例如：多數大學教師在此行業皆表現出相當獨立的學術自主精神，或個人成就表現，來完成個人自我信念的追求。許多人也認為，學術表現的評鑑應基於個人表現（merit）而不應該存在任何差異。不過舉世來看，大學教授這一行仍由男性主導，女性的職位通常較低。因此，在學術界上，女性是屬於少數的團體，也處於偏低的級職，專業的領域也都集中在利益較少的部分，例如：教育、護理、文學等。研究顯示（周祝瑛，1999），女性在大學教職上並未受到兩性的平等待遇，大學教師在任用、酬勞、升等、永聘（tenure）的過程中，仍受到許多不平等的待遇。
不過不論是薩伊德或是其他研究都對性別議題有所忽視，因為多數學界人士認為原本在學術界，知識份子的批判角色早已是跨越性別界線的（邱彥彬譯，2003）。薩伊德曾提到，由於知識份子無法改變其出身及既定的語言、國籍、性別情況，因此他可以善用語言達到為弱勢族群伸張正義的目的。只是以國內為例，迄今多數參與國家政策與規劃制定的仍是男性為主。以台灣教改為例，從行政院教改委員、歷任教育部長、到民間教改人士幾乎都是以男性為主的情況，即使女性有參與也多從母性的觀點進行教育改革的實踐（參閱：「誰捉弄了台灣教改」一書中的李雅卿與孫德珍校長）。在整個公共議題中，即使如教改，女性角色常常被邊緣化，性別的議題也往往受到忽略。
對於學術界的女性來說，在參與公共事務時，性別差異似乎很難避免。從國內近年來參與教改公共論述，包括扮演反對權威與挑戰教改一元化的團體與個人中，無論是最近參與的「教改萬言書」、「教育發展的新方向—為教改開處方」、「全國教育發展會議」等公共論壇，皆可看出女性教授參與的比例甚低，若有，也往往因形象比較突出，備受壓力，甚至出現影響其日後研究計劃申請不利等後果。對於女性大學教師而言，在實踐公共知識份子的任務時，可看出女性教授的處境相當艱難。
陸、結語：擔任女性公共知識份子與追求教師專業成長的相互矛盾
誠如薩伊德所言，真正能夠履行公共知識份子角色的大學教授並不多見，因為要面臨社會主流價值、族群、性別等各方面的壓力，甚至會遭受學術專業群體的反彈。從過去許多例子來看：在台灣從事公共事務時，可能會對大學教授本身的專業成長造成負面的影響。因為除了教學之外，在研究機會以及社會服務的空間上，都容易因為個人參與公共論壇，經常曝光，而遭到學術同行的異樣眼光、嫉妒甚至出現打壓的情況。
進一步來說，女性大學教授在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時，更容易面臨到比一般男性教授更多的挑戰。除了可能遭到上述問題外，也經常面臨到個人、生活、家庭與事業的重擔及角色衝突，甚至在社會參與中，得不到同行的支持。這樣的情形，使得女性在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時更加不易。
儘管如此，如同薩伊德一生所標榜與奉行的一般，在大學教師的專業成長上，仍需要透過擔任公共知識份子角色來拓展個人關懷的視野，增加對世俗社會的回應；而另一方面，也同時必須面對主流社會的質疑與挑戰。因此，在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時，必須有堅定的信念及堅強的意志，否則會受限於行業內研究空間的擠壓及經費來源的限制，影響個人日後專業成長的機會。這也正是現今台灣公共知識份子，尤其女性大學教師所必須承擔的後果。
參考書目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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