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研院士與中研院之期

                                                                                                 中評社台北85

                                                                                         (作者 周祝瑛)

 

幾年前中國教育部曾提出 “鼓勵高校設立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崗位,並給予與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院士相應的待遇,” 人文社科院設立院士問題再次引起社會關注。其實中國曾經有過人文學科院士,1948年,國民政府設置“中央研究院”,第一屆中研院81位院士中,人文學科院士就有28人,占三分之一強,當時著名人文社會學者,如:胡適、傅斯年、郭沫若、陳寅恪、馮友蘭、馬寅初、梁思成、顧頡剛、趙元任等都獲選為院士。而這一套制度後來在台灣一直延續迄今。反倒是中國近六十年來都未出現任何人文學科院士,十分可惜!而許多歐美先進國家,包括諾貝爾獎也都設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院士制度或獎項,以此表彰對人文社會領域的重視與貢獻。

  對照海外許多華人聚集所在,台灣的學術環境受到過去中國大陸的傳承,與近半世紀的努力,台灣學術基礎雄厚,人文學術氣氛相對濃厚。舉例來說,七月初“中央研究院”第二十八屆院士出台,有四位女性獲選,是歷年來女性比例最高的一屆。自1948年以來台灣共選出四百二十多位院士,其中女性包括吳健雄一共19人,占全體院士的4.4%,今年十八位新科院士中能有四位女性出線,是多麼不容的事!難怪會成為台灣重大新聞,也對將來有志於從事學術研究的女性有所鼓勵。此外,有別於長期以來“中研院”院士“外重內輕”(海外華人院士為主)等現象,今年“國內院士”比例占了半數,但是仍無法避免“重理、輕文”與“選自家人之嫌”(如多與“中研院”有關人士)的情況。雖然“中研院士”為榮譽職,但負有籌議“國家”學術研究方針等要務。從多年來院士背景來看,多數人長期旅居國外、以理工背景為主、且女性及少數族群所佔比例甚低,這些“舉國仰望的國士”,在對“國內”所知有限的情況下,真的可以發揮上述如此的重大責任嗎?另一方面,從過去經驗來看,“國內”學者一旦獲此殊榮,則往後各種學術晉升機會不斷,經常被政府延攬擔任要職,其動見觀瞻深受各界仰賴。無論是過去“國內”的十年教改方案、“我國”科學經貿發展策略、甚至大學評鑑機制 (如:現在被各大學奉為規臬的SCISSCI升等獎勵指標) 都與“中研院士”的獻策與規劃息息相關,對於台灣社會的發展影響深遠。

 

 尤其“中研院”直屬“總統府”、不受民意機關監督,是台灣學術研究的最高機關,負責人文及科學研究,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並兼有科學與人文之研究。近年來更常與大學合作,以擴大研究人力,如:與許多大學合聘與借聘人員、合作研究、共開國際學生學程、訓練研究生等。不過,在爭取“國科會”與“教育部”等政府補助與研究經費上,則往往占盡優勢,尤其“中研院”擁有重多專職研究人員,不像大學教師還兼有教學、服務等工作,在學術標準齊一與量化趨勢下

,“中研院”相關人士無論在整體經費、研究環境、工作負擔等各方面之優勢,早已超過各大學。尤其

,各研究單位所擁有的資源、設備與福利,更是令大學同行所稱羨。在“教育部”高教預算日漸緊縮,大學工作環境日益艱困中,相形下“中研院”已成為許多大學教授跳槽的對象。

  此外,因台灣近來學術研究經費愈來愈拮据的情況下,負責研究發展與補助的“國科會”,成為主要的研究補助機構,其訂定的審議指標與績效標準,自然對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舉足輕重,多數學界人士仰賴甚深。只是歷年來,自“中研院”借調到“國科會”擔任主任委員或各處室主管者不計其數 (其中不乏“中研院士”),透過這些人所訂定的研究績效與遊戲規則,有愈來愈標準化與單一化的趨勢。例如:目前各大學教授升等時如缺少SSCI等期刊發表,或者缺了“國科會”研究案的補助 (其他機構補助、甚至是國外著名機構獎勵者皆不算),則職稱評審 (升等)機會渺茫。在這種以“研究產出掛帥”、以“理工科學的評量標準作依據”的學術大環境下,導致任何非英語系國家的發表、任何無法“為發表而發表”的長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甚至台灣本土議題研究者,就很容易淪為學術弱勢。形成許多傳統上以專書著作為主、強調藝術創新工作者,被迫必須從事論文發表與申請“國科會”專案,完全漠視各學科特性差異,對文、史、藝術等領域造成極大不公!

 

 儘管台灣人文社會領域出現如此大的委屈,但從未聽到有“中研院”院士、甚至“中研院”學術同仁的批判與聲援!仔細從歷屆“中研院”院士數理科學、生命科學、以及人文社會組的領域分佈來分析,在人文院士與“國內院士”所占比例稀少的情況下,難怪從來見任何院士發表對國內學術發展過度向理工傾斜的公道話,甚至能夠分享他們精湛的研究成果,或提出在國外一流機構任職從事高深研究,卻非仰賴SSCI期刊發表而當上院士的經驗。這些或許可以用來提醒主政者學術政策的盲點,而改變台灣已遭扭曲的學術風氣!

  因此,在祝賀第二十八屆“中研院”院士當選之際,不禁讓人份外懷念1927年這個由北大校長蔡元培等所提出的:希望振興“全國”學術研究 (尤其是人文社會),以大格局與影響力,來改變“國家”的最初理想!
 

(作者周祝瑛現為台灣政大教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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