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資料:周祝瑛(2003)。誰捉弄了臺灣教改?。臺北:心理。

自 序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寫這樣的一本書,難道不怕變成「茶壺裡的風暴」?我回答:我會擔心,但仍然要寫,主要原因有兩點:第一、我是一個學生家長,我的孩子正在學校唸書;第二,我是一個老師,我每天面對許多學生和家長,聽他們訴說教改的故事;第三、我是一個教育研究工作者,作為學術界的一份子,我有必要把這些年來台灣的教育改革說清楚、講明白,這樣才不辜負社會的期望。


    曾經在《天下雜誌》看到一期報導,內容介紹四百年來哪些人、哪些夢想曾經帶動台灣起飛;今後又將由哪些人、哪些夢引領台灣飛向二十一世紀。誠如報導中提到:有「記憶」才有力量,然而台灣人卻經常很健忘!從十七世紀(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鄭成功率軍進駐台南鹿耳門,漢人政權正式進入台灣以來,這個原屬中原邊陲、不受矚目的島嶼開始興建孔廟,引進四書五經,舉行鄉試,讓台灣的子弟有機會受儒學薰陶。除了鄭成功,另外一位台灣現代化之父劉銘傳,他曾修建台灣第一條運客鐵路,在一八八九年騰雲一號蒸汽火車奔馳在大稻埕和松山(作者的故鄉)之間,成為台灣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而早在一八八六年他就建立了西式學堂,融合了經史、英文與數學等現代學科,讓台灣在短短六年間,成為當時清廷中最進步的一個省。一九○○年以後,日本後藤新平,在台灣推行土地改革政策,並且成立台北醫學院。另外,還有多少人記得在一九六八年,正當「文化大革命」襲捲大陸,各校為之停課並展開文攻武鬥之際;當時的台灣平均所得才二百五十元美金,貿易逆差高達一億六千萬美元,財政相當困難,然而先總統 蔣公卻在當年的九月九日上午九時,於全國國民中學開學典禮中,以濃濃的浙江口音說出:「政府不計財政困難,將國民教育自六年制延為九年制……務使德、智、體、群均衡發展,身心手腦皆臻健全,陶鑄成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堂堂正正的好國民。」這位被歷史學者譽為「以領導十九世紀的中國社會、對抗二十世紀的列強」的時代強人,將台灣的教育從經濟困頓中,自六年延長為九年,足足比大陸提早了二十八年,影響了台灣教育的發展,也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


    誠如中央研究院許倬雲院士提到的,在歷史的長河裡,政治的力量往往是短暫的,而真正推動歷史的推手,是錯綜複雜的文化、經濟、社會所拼湊出來的情境。那麼台灣的教育呢?這些年來,台灣整個社會對教育改革的關注,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而當中的爭議更是前所未見。每當我們在街頭、在巷尾、在公車上,在客運車裡,有機會談起教育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大多是關懷加上隱憂的眼神,為什麼呢?在過去十多年來的教改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提出哪些政策?做了些什麼事?哪些人在當中提出構想?哪些人在其中貢獻心力?而後又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們的老師、校長,還有我們的學生和家長,他們在其中又是如何走過來的?這些事情都需要有人去研究、去記錄、去了解,並且把它說出來。也就是在這樣的心情之下,筆者毅然排除其他學術研究,全力投入撰寫工作,希望藉著這本書的出版,可以拋磚引玉,引起更多人投入,去了解這段足以影響台灣二十一世紀命運的教改歷史。也只有去了解這其中的歷程,擁有「記憶」,我們才能從中獲得靈感和力量,重新去思考下一個階段該如何走。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紀,有人預測在這個世紀裡,已開發國家的人口將會急遽減少,各地貧富懸殊將會擴大。隨著氣候的變遷、資訊科技的發達、生物科技的發展,將取代過去大量製造、大量消費的工業革命,而讓靠腦力的知識世界重新取代。在二十一世紀,國家的勢力將大權旁落,而受到經濟文化全球化的影響,和地方權益高漲的夾擊下,人類能否由人定勝天轉變到與自然和平相處,的確是需要很大的智慧予以調整。面對這樣的未來大趨勢,台灣的定位在哪裡?台灣的人才在哪裡?什麼樣的人才能帶動台灣飛越二十一世紀,帶動台灣由物質掛帥到重視精神文明,由國家至上到尊重全球與地方,由人定勝天到謀求與人類、自然和平共存?而這期間,二○○三年春流行的SARS(非典型肺炎),不正是提供人們一個很好的反省機會嗎?


    儘管美國趨勢大師梭羅(Lester Thurow)在他的《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提到,將來的人類必須具備兩個條件才能適應:第一是善用科技帶來文化助益的能力,第二是個人應變能力。為此,世界各國莫不加緊培養帶動突破的文化,不再滿足過去的模仿與抄襲,而強調適應變化、創造力與研發新技能的特質。正如同美國趨勢作家托佛勒(Alvin Toffler)提出的,未來的文盲不再是不識字的人,而是不懂得學習的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培養我們的國民能夠了解世界未來的趨勢,並且能夠適應這些變化,學習新的事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而其中教育改革為主要關鍵,並且由於規模龐大,無法由民間經濟負擔,必須仰賴政府來整體規畫與主導。如同許多歐美國家一樣,過去十多年的教育改革,政府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歷任教育部長的主政風格與政策,可說是舉足輕重。他們對教改的影響又是如何呢?其實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彼得聖吉(Peter Senge)在《第五項修練》中曾經提到,愈來愈多成功的組織正朝著減少控制、增加學習來建立優勢。而我們的學校是否有這樣的發展空間?這當中師生又是如何調適的?教師們是否能夠體認到培養學生的能力、提升學生的知識,以創造符合個人願望的成長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在學界裡我們是否依然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仍局限在象牙塔中而難以應用?而我們的家長是否能夠了解培養子女解決問題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夠尊重每個孩子的多元智能、尊重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而不是獨尊會考試的孩子?隨著資訊業的突破,未來世界距離將不再是問題,聯繫(connection)將愈來愈容易。我們的下一代是否能突破現有的地緣關係,與全世界各個角落的同類社群互相密切聯繫、經常互動?在此情況下,我們的學校將作如何的調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人們更有機會隨時溝通、了解,因此包容力以及重視世界和平的價值,更形重要。而我們的教育能否為這樣的時代鋪路,值得大家深思。


    日本策略學者大前研一曾經提到,日本目前需要的是重視「教育的多樣化」以滿足消費者選擇自由,比如說:能夠設立專門培養未來當醫生的小學,培育未來擔任中小企業經營者的國中和高中,甚至設立專為留學外國的高中、大學。日本人大多認為:目前所從事的各項改革中,以教改最為關鍵,因為教育是攸關日本能否成功轉型的一大工程。反觀台灣會不會因為教育改革而脫胎換骨?還是讓下一代跌入人才素質低落的深淵?這之間的智慧與努力非常複雜,有必要更加精準。


    正如同國內政論家南方朔提到,台灣內部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就是「升級」挑戰。如何升級需要學術界堅持啟蒙的精神,展現自身的專業,把是非說清楚、講明白,讓我們的教育鼓勵思考、培養判斷能力,而不是投機、抄短線。因此,我們的社會需要公眾知識份子來同心協力。目前國內所進行的教改其實是一項重大的社會工程,透過改革來提升下一代台灣人民的能力。在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看出整個教改的發展其實與台灣的解嚴、社會運動息息相關,尤其背後含有強大的民粹動機。在這當中,知識份子的投入往往停留在規畫的層次。由於這批人對台灣整個社會的教育生態了解不足,因此其改革理念未必能讓政府照單全收。尤其近一、兩年來,教改在面臨社會批判、需要檢討修正的時候,這部分知識份子的力量又未能適時發揮出來,形成一大隱憂。杜維明教授曾經提到,欲讓社會改革朝向正面的改變,需要一種我們稱之為公共的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s)的參與,也就是本書中丁志仁所提到的「常人政治」。這些人不一定要參政,卻一定要有政治關懷;要參與社會,並且擁有文化的敏感度與人文科學素養,透過反思與理解,來關心這個世界。他們一則在學術界,一則在媒體;如何透過這兩個領域的力量,來發揮改革和導正方向,是我們邁向二十一世紀的重大挑戰。


    因此,筆者不揣淺陋,寫下這本跨越十五年台灣教改的書。透過書中對人、事、物等方面的解析,去記錄一些台灣教改過程中所歷經的重大事件,包括從民間到政府所推動的教改運動、教改方案等等。這當中歷任的教育部長,從毛高文到黃榮村,當然是教改的最佳男主角;他們的領導風格、施政理念,究竟對台灣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值得予以探討。


    此外,對於非行政部門的教改人物,例如黃武雄、李遠哲、丁志仁、史英等人,對台灣教改的影響也十分深遠。其中能夠為教改劍及履及、付諸實行的尚屬少數,卻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包括:李雅卿和自主學習、周麗玉和九年一貫課程的理想,還有孫德珍和雅歌小學,都將會在台灣的教改史上留下一席之地。筆者同時針對當前社會上經常關注的教改議題,包括:自願就學方案、教師會、教科書、建構式數學、多元入學方案、九年一貫課程等等的來龍去脈詳加介紹,希望為讀者鋪陳較為清晰的教改圖像。


    同時由於筆者十分關注目前校園的狀況,因此廣為蒐集教改下的校園生態變化資訊。試圖從教師的角度、校長的眼中以及從社會人士的關懷中,來比較解嚴前後校園生態的轉變情形。筆者更試圖預測民國九十二年(2003)年後,我們的校園將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景,可以早做準備。誠如書中一位教改人士提到,從事教育工作最大的痛苦之一,就是要以我們現在的經驗來教導未來的人類,如同孩子六歲上學,可是等到他們真正要應用學校所學,卻是十多年二十年之後!這其間的差距,如果僅只是知識灌輸的話,恐怕會嚴重不足;若是用能力的觀點來培養的話,也許比較能夠協助他們因應未來需求。筆者最後提出「終結教改亂象,回歸教育本質」的呼籲,除了針對十多年來教育發展的歷程作一番描述,並且提出我國教改的問題,並建議,如何在以往教改的基礎上作調整,走向更穩健、更落實、更讓師生能夠接受的一個方向。


    最後,作者要衷心感謝以下友人、學生在這段時間內的協助。他們是政大教育系的大學部同學:李佩倫、邱鈺婷、謝 婷、王麗中、譚君怡、陳敏瑜、陳惟文、陳宜敏,在過去每週五的討論聚會中,他們認真地為此書提出問題、分配任務,充分發揮教育專業及團隊精神,我十分以他們為榮。其中,李佩倫同學負責書中年譜、圖表的繪製,充分發揮e世代的專長,令人感佩。我的助理林芳宜綜覽全局、負責聯繫的角色,讓我在寫作過程中無後顧之憂。另外許多被我頻頻電話諮詢,甚至因為接受訪談而餓著肚子的教育部等前輩,謝謝他們的知無不言、言而不盡。而本書中所有接受訪談的女士先生們、基層中小學的校長、老師、主任和家長都為本書提出寶貴的意見,為本書增色不少。也謝謝聯合報教育組駱焜祺組長及心理出版社許麗玉總經理的大力協助。最後要感謝我那最忠實的外子讀者,陳膺宇先生,沒有他在夏天打赤膊熬夜校稿,就沒有今天的全書風貌。當然我不能忘記幾位要我寫本書的「始作俑者」:台灣大學心理系黃光國教授等師長,若非他們的器重與督促,筆者很難能夠完成這次「不可能的任務」。倘若書中有任何疏漏錯誤之處,歡迎指正。

    謹將此書獻給國內二十萬中小學教師,因為有你們默默的耕耘與付出,台灣的明天將會更好!
 

                                                             謹誌於台北、指南山下200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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