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上的流亡
7
無法囚禁的良心
─索忍尼辛的人道主義文學


一句真話重於整個世界的份量
“One true sentence is heavier than the whole world”
亞歷山大.索忍尼辛:《諾貝爾文學獎演獎詞》

文:宋國誠

之一


索忍尼辛是繼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以後最偉大的俄羅斯作家。他被譽為即使用羅盤在西方世界也找不到一個像他這樣的作家,他以8年的囚營寫作,大半生的流亡書寫,以一個「時代的良心犯」,以一種「極其簡單的人文主義」,向世人見證了共產主義的迫害和人性尊嚴的頑強抵抗。索忍尼辛是一位真正的作家。真正的作家永遠不會被世人遺忘,因為真正的作家不只是一個時代的樣板或記錄者,而是人類普世價值的見證者和代言人。真正的作家,是一種說真話的人,是一個敢向整個愚眛時代說「不」的人;真正的作家是一種孤獨的人,當世界都已腐化和沉淪,當時代的精神體制已經解體,當愚昧與謬見已成為大眾的信仰時,他保持著唯一的清醒、不懈的批判,並且終生不悔、至死不渝。

「我將活著回來」!

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Isaiyevich Solzhenitsyn, 另譯為蘇忍尼辛或索爾仁尼琴)1918年12月1日生於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Kislovodsk),他是一個遺腹子,自小由擔任中學老師的母親獨立撫養長大,因為擔任砲兵軍官的父親在他出生前6個月就已去世。1939年索忍尼辛考入國立羅斯托夫大學(The Rostov State University)物理和數學系,同時又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函授學院」學習俄羅斯語言與文學,在學期間成績優異,曾獲史達林獎學金。1941年畢業後隨即應徵入伍,1942年官拜中尉連長赴前線作戰,1944年因勇敢作戰獲得兩枚勳章並晉升為上尉。1945年因私人信函被截獲,只因信中戲稱史達林為「大鬍子」(man with mustache),就在東普魯士前線被逮捕,遭蘇聯當局以「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為罪名判刑8年。獄中索忍尼辛曾被診斷罹患胃癌,醫生預言只能活三個星期,但索忍尼辛靠著堅強的意志力竟然康復過來。1953年索忍尼辛刑滿後再度被流放到哈薩克,直到1956年蘇共20大以後才獲得平反,隔年恢復名譽。


1962年赫魯雪夫為了利用索忍尼辛的作品打倒史達林體制,在赫魯雪夫的鼓勵和親筆批准之下,描寫勞改營生活的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在《新世界》(Novy Mir)雜誌上發表,小說銷售達80萬本,獲得蘇聯人民深切的感嘆與同情,一時之間,「一個籍籍無名為勞獄與絕症折磨幾死的索忍尼辛就這樣在一夜之間變成了蘇聯文壇的新慧星」 。官方為了拉攏一夕成名的索忍尼辛,吸收他加入了勢力龐大的「蘇聯作家協會」,然而,好景不常,赫魯雪夫旋即倒台,索忍尼辛的作品被禁止在蘇聯境內出版,但手抄式文稿仍然以地下刊物的形式在民間流傳,並且流向了國外。


1968年《第一層地獄》(The First Circle)和《癌症病房》(Cancer Ward)在國外出版,索忍尼辛聲名大燥,但卻因此遭到蘇聯官方和御用文人的批判,隔年,索忍尼辛被逐出蘇聯作家協會。1970年索忍尼辛獲頒諾貝爾文學獎。1971年長篇歷史小說《一九一四年八月》(August, 1914)在法國出版,1973年,揭露蘇聯整個勞改營內幕的皇皇巨著《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在巴黎出版。但這一作品徹底觸怒了蘇聯當局,1974年2月12日,索忍尼辛以叛國罪名被逮捕,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隨即簽署命令,剝奪了索忍尼辛的國籍,並強制押上飛機將他驅逐出境,但索忍尼辛不服,臨行前立下誓言:「我將活著回來」。


經歷歐洲短暫流亡之後,1976年起索忍尼辛定居於美國的佛蒙特州(Vermont),潛心寫作。1994年5月,在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安排下,索忍尼辛以「蘇聯國寶」之姿榮歸故里,現定居於莫斯科,已高齡88歲。

3653天中的一天

《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原名《854號囚犯》,是索忍尼辛8年勞改生活的縮影,他以一天17小時為敘事長度,把殘酷而泯滅人道的獄中遭遇,濃縮在伊凡這一農民囚犯身上,通過描寫伊凡在勞改營一天生活起居的瑣事(總計3653天中的其中一天),徹底揭露了史達林時期勞改營的重重黑幕。編號854號囚犯的伊凡是一位出身農民的蘇聯士兵,1942年在前線作戰遭德軍俘虜,他冒著九死一生逃回部隊,卻被冠上「叛國」之名判刑10年,在沒有任何辯白的情況下關進了勞改營。


清晨5點,營外傳來鐵棍敲打鋼軌的刺耳聲,這是每日用來催迫犯人告別夢鄉的起床號。清晨的溫度是零下20度,破落的勞改營還籠罩在萬里灰濛的黑暗中。伊凡因為發燒沒能即時起床,兇狠的勞改營看守罰他擦洗地板。他走出營房,提著水桶,走到已經結了一層厚冰的井裏打水,那綁住水桶的井繩早已結成了堅硬的冰條。他好不容易汲了一點直刺骨心的冰水,擦洗完地板後回到食堂,一碗清澈見底、稀薄得像漿糊的粥,早已結成了冰塊。但這一碗「冰粥」卻是每個犯人一天20分鐘可以狼吞虎嚥的時刻(犯人的三餐是每人每天300公克麵包加一勺爛菜湯或一碗稀粥),人們就是為了這個短暫的「自由時間」活著,感受那稍縱即逝的自我尊嚴。因為怕吃得不夠、熱量不足,極可能在寒地中凍死,伊凡總是把粥碗舔得乾乾淨淨,一粒也不剩。他把早上領取留作中午吃的那半份口糧—不過是一小塊麵包,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衣和棉襖底下的胸窩處,讓身體的溫度給它保暖,因為這一小片麵包是他寒地勞動中唯一保命的糧食,他必須珍惜它,一如珍惜自己的生命。

 

 

 

 

這一天是幸福的!

吃完冰粥,就是上工時間,伊凡難忍劇烈的頭痛,他溜到醫務室想弄一張病假單,但一天只給兩張的病假單是專門給「告密者」使用的。伊凡被狠狠地踢出醫務室,他托著疲累至極、滿身瘀血的身軀,急忙趕上一群黑鴉鴉的上工隊伍。到了營房門口,按例在嚴寒的雪地裏脫去全身衣物接受檢查。他想起同室的囚友,一位海軍中校,只是發了一句牢騷,就被關了10天的禁閉。


上午的工作是清除深及腰膝的積雪,搗碎結冰的碎石,劈材砍木。下午的工作是把早上搗碎的石渣混合灰漿以便砌牆。入獄多年的伊凡,早已習慣這種千篇一律的機械式勞動,他身手敏捷,砌牆砌得很快,老是讓剷灰漿的囚友措手不及。到了傍晚,快收工了,用不完的灰漿還剩下不少,隊長說丟棄不用了,但伊凡覺得浪費,堅持要把灰漿用完才高高興興的結束一日的工作。在返回勞改營的路上,工作時散發的熱氣逐漸退去而愈覺寒冷難熬,伊凡在路上看見一根鋸條,覺得丟棄太可惜,隨手撿了起來,等到回到營地搜身時,他開始緊張起來,萬一被搜到身上藏有凶器,幾十天乃至幾個月不見天日的禁閉,就會在突如其來的一聲命令讓他失去所有的自由。他寧可自由地勞動,也不願被關進黑不見底的暗房中。他把鋸條藏進手套裏,盡量不讓它從手套的破洞裏露出。很幸運地,他躲過了搜身這一關,他感到一種莫明的喜悅和勝利感。晚餐到了,還是一碗稀湯,比早上的粥還要稀薄,因為勞改營規定,囚犯在晚上只是睡覺不勞動,所以不必吃得太多!


晚上10點,光著腳排列在冰冷地板接受晚點名之後,漫長的一天又這樣過去了。伊凡順利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他把泥牆砌得整整齊齊的,甚至沒有浪費一滴灰漿,他今天沒有被罰禁閉,沒有錯過三餐,晚餐時甚至多喝了一碗粥,難忍的頭痛也熬過去了。他感覺得這一天是幸福的,因為這一天沒有碰到不順心的事,就這樣,伊凡心滿意足的睡了……。

人性深處的高貴

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中提到,《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這篇小說讓我們瞭解到,「即令在墮落的時刻,還有人類的本質,還有深厚的人性」 。伊凡的一天,盡是一些平淡無奇的瑣事,但這些平凡瑣事不是小事,而是生死攸關、忍辱求收的大事,提水、砌牆、搜身、進食、晚點名,每一個動作都是一個「生命範疇」,每一件日覆一日的小事,都是即使分秒之間也必須為了生存而嚴肅以對的生存抵抗。伊凡雖然只是千萬蘇聯農民中一個默默無名的人物,但他堅決捍衛自己的尊嚴,即使身陷10年勞役、面對非人待遇,他也要堅持「作一個正直的人」。在困苦的逆境中,他既不裝病也不偷懶,既不抱怨也不投機,他喜歡乾淨和整齊,從不因為別人擁有什麼而妒忌,也不會為了謀取一點小利而告密;他不會為了一包香煙或一份口糧而卑躬屈膝,只要自己有點剩餘也不會據為己有,寧可分給身邊一無所有的囚友,即使知道自己沒有明天,他也懂得關心照料他的囚友。他不准妻子為了他到處向親友借錢,不准妻子向勞改營寄送任何物品,他堅持「以自己眉間流下的汗水換取溫飽」。他愛惜勞改營裏所有的勞動工具,即使一堆用不完的灰漿,他也堅持物盡其用。他把一把拾獲的鋸條用來修理皮鞋,他妥善保護那片用來砌牆的抹灰板,好讓他的砌牆勞動能夠得心應手。小說中,一場與隊長比賽砌牆的描寫,深深感動了讀者,因為伊凡把「誠實勞動」當作熱愛生命、實現自我、展現尊嚴的事,這種熱愛土地、尊重勞動、實現生命的典範,正是俄羅斯農民最珍貴的倫理價值,它之所以奪人熱淚,正是因為來自人性深處的高貴品質,展現俄羅斯人民崇高的道德勇氣和民族特性。(下週續)

之二

1968年索忍尼辛的長篇小說《癌症病房》(Cancer Ward)經由地下管道和手抄流傳的方式在西方出版,向西方世界見證了蘇聯這一「邪惡帝國」如何折磨善良人民的血淚歷史。小說取材自索忍尼辛的親身經歷和真實體驗─1954年勞改時期的索忍尼辛曾被診斷患有胃癌並接受簡單治療。索忍尼辛運用寫實和象徵的混合手法,通過一個位於烏茲別克(Uzbekistan)破落醫院中癌症病人的生活與命運,揭露了蘇聯極權體制下政治冷酷、人性冰涼的景象,嘲諷這一極權社會處於心靈退化、靈魂乾瘪的瀕死狀態。

人,像木乃伊行走

作為小說之名的「病房」,本身就是一個大型隱喻,意指蘇聯這一病態社會。這家醫院,與其說是一個治療病人的地方,不如說是一座死城、一處鬼域。在這裏,可以看到來自不同地方、有著不同生活經歷的人,有勇敢的、有懦弱的,有積極求生的,也有擔心受怕的。在這個偏遠的小醫院裏,記錄著不為人知的「癌患史」,從突來的噩耗、震驚和否認、失去身體自由、忍受劇痛,到被迫接受極不情願的治療,化學針、放射線、切除術……,以及最後對死亡的認命。小說描寫一個烏茲別克病人時寫道:「那個烏茲別克老頭兒,…..他那古銅色的皮膚包著幾乎只是一具骷髏:看得出鼻樑、顴骨以及山羊鬍子後面的尖下巴骨。他的耳朵薄得只剩兩片扁平的軟骨。他只要再乾縮和變黑一點點,便會成為一具木乃伊」(第4章)。是的,「人像木乃伊的行走」,但只要有「我得的不是癌」的一線希望,誰不希望即使只剩一天也能活著?所謂「癌症」,固然是小說中人物的共同疾病,但是在這個病態社會中,即使同病也不相憐,就算同志也不同心。似乎,靈魂的冷漠要比癌症還要可怕,肉體的癌細胞或許還可以切除,靈魂的癌細胞卻永遠無法治癒。


故事坐落在「後史達林時代」,從一個自命清高、攀權附貴的共黨幹部魯薩諾夫(Pavel Rusanov)突然診斷出脖子上一顆腫瘤而住院治療開始,映入人們眼簾的立即就是兩個世界:貴族官僚和貧困百姓的不協調畫面。在編號13號的癌症病房裏,魯薩諾夫千方百計試圖聯絡上級以尋求特別照顧,隔床的一般病人卻只能表面甘之如貽實際上坐以待斃。蘇聯革命造就了像魯薩諾夫這樣的「新階級」(new class),滿腦子「人民為我服務」的思想,而一般人民卻不知何謂「無產階級情感」,只能在笑罵喧洩中表達一種絕望式的嘲諷。「書裏沒有智慧」、「官大學問大」(第2章),道出了共產體制「反智化」的真象。在小說中,癌症並不只是人體身上致命的腫瘤,更是蘇聯社會處於「精神絕症」的影射。在這個社會中,人人都是癌症病人,個個都是垂死傷患,既找不到一個可以治療的社會醫院,也不存在對症下藥的處方。

躺在棺材看世界

小說的主角奧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Oleg Kostolgotov),是一個為「保衛蘇聯」而徹底犧牲的知識分子,他的母親和祖母在列寧格勒圍城之戰中死去,他沒有妻子和小孩,孓然一身、受盡折磨。他在軍隊裏呆了7年,又在哈薩克(Kazakhstan)的勞改營呆了7年,出獄後又遭到永久流放。在自知得了癌症之後,他雖然想求生,但也無懼於死亡,因為他已看破了生命中的悲歡仇愛,「人可以在自己的肉體還沒有死亡的時候跨過死亡線。體內儘管還保持著某種血液迴圈和食物消化過程,但是心理上已經做好了死亡的一切準備,甚至感受到死亡的滋味。對周圍的一切都無動於衷,仿佛是從棺材裏看到的」(第3章)。是的,「躺在棺材看世界」,正是奧列格的心情寫照。然而他始終在意他被隱瞞的病情,因為他無法從醫生那裏得知他的病因、病況和治療方式。依照當時蘇聯體制的規定,醫生有義務不告知病人的病情,這就像成千上萬的政治冤案一樣,許多犯人即使服滿的勞改役期,也還不知道自己到底違反哪一條律法、犯了什麼罪。


處在絕望世界中的奧列格,實際上已呈現性格的分裂和靈魂的分離,在優雅的外表下掩藏的是他不願再發洩的怨恨。一方面,他有著粗魯、嫉惡、尖諷的性格,他對臨死還要做威做福的魯薩諾夫深惡痛絕,甚至想動員醫院病友向他報復。奧列格其實就是現實中的索忍尼辛,藉由奧列格的經歷,索忍尼辛不時流露出對蘇聯官僚體制的痛恨。一方面,他又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他對年輕女護士卓婭(Zoya)的關心和喜愛,對女醫生薇拉.漢加爾特(Vera Gangart)的傾心和愛慕,流露了他瀟灑的性情和男兒的溫柔本性。實際上,奧列格具有詩人的氣質,他熱愛鄉土、珍視友誼,他能吟頌苦澀的詩歌來詮釋自己蒙冤的命運 :

那場風暴已經過去了,
我們的人所剩無幾,
暢敘友誼許多人缺席
……
我該召喚誰呢?
只因為我還活著,
我該跟誰來分享,
這既悲又喜的歡樂? (第12章),

然而,對奧列格來說,他的病不只是長在胃壁的那顆腫瘤,而是走不出這個痛苦的世界。在某種意義上,癌是他真正的解放,癌給他一條逃離世界的出路,只要放棄他就能解脫。但是即使身上的腫瘤奇跡式地治好了,即使走出了醫院,也可能一出大門就被逮捕。他「覺得自己正走在兩大永恆範疇之間。一邊是註定死亡者的名單,一邊是永久性的流放。永久性的,像星辰一樣。像銀河一樣」(第6章)。對他來說,一邊是死亡,另一邊是流放,生命的範疇沒有理論的推理,也沒有實踐的演繹,眼前的一切,是一種「先於他的存在的死亡」,一種「後於他的存在的毀滅」。永恆意味著絕路,意味著沒有一個世界可以停留。在和卓婭的談話中,他透露自己遭受的判決叫作「永久流放」,而永久流放與「終生流放」聽起來好像意思相同,實際上完全不一樣:

案卷上寫的是永久。如果是終身流放,那麼至少說,死後可以從那裏 把棺材運出來,而永久流放,想必連棺材也不得運出來。即使太陽熄滅也不得返回,因為永久這個時間概念意味著比太陽的壽命還長。 (第12章)


索忍尼辛勞改期間治療胃癌的地方:烏茲別克首府塔什干
http://www.georgeandpaula.com/photos/uzbek/page.htm

不要以為勞改營是男人的專利,在蘇聯,有男勞改營自然就會有女勞改營。僅僅因為是奧列格的未婚妻,奧列格生命中唯一的至愛也被送進勞改營。在與卓婭的談話中,奧列格道出了他的未婚妻必然遭遇的命運:

您能不能稍稍想像一下,如果一個姑娘長得挺標致,她在勞改營裏會 有什麼遭遇?如果她在押解途中,沒被那些壞蛋輪姦,那麼到了營裏他們也來得及對她這樣幹。到了營裏的第一天晚上,營裏的那些吃閑飯的寄生蟲、派工的淫棍、管口糧的色鬼就會安排她洗澡,讓她被帶進澡堂時,光著身子從他們面前過。當場決定她歸誰。第二天早晨就會把建議告訴她:跟某某人一起住,她就能在乾淨、暖和的地方幹活 。要是拒絕的話,他們就會想盡一切辦法讓她吃苦頭,非逼得她自己爬來求饒不可。(第12章)

睡在佈滿繁星的夏夜裏

對病人之病情、病態的描寫,關於癌症的治療方法和細節,是小說的敘事主線。在醫病之間那種一方是無奈的救亡一方是無望的求生,在癌友之間那種既是旁觀又是互憐的關係中,流露的是「只要再活一個夏天就好」的希望,以及一種即使最後宣告不治也要優雅面對死亡的決心。年僅16歲的焦姆卡,來到醫院等待截去那隻潰爛的腿。他雖然有一個不堪回首的童年,但他喜歡讀書,他希望從病榻中學習在學校裏失去的教育。他看的是「專業書」,從立體幾何、鉛筆素描、地質探勘到數學定理,他有一個宏偉藍圖,「至少要把獲得史達林獎的書都讀一遍」(第10章)。雖然在生命灰暗的時刻,在來不及長大之前就失去一條腿,但他還是充滿夢想,懷著青春的憧憬,抱著對愛情的渴望。他痛恨以妓女為業的母親,因為母親使他感到羞恥和罪惡,但是年長的女病友安慰他:「大家都在人世間過日子,大家都只有一個人世」(第10章)。在愛情的萌芽中,他得到救贖和淨化,因為他從他喜愛的女病友口中確認:人是為了愛而活著。

在這小小的醫院裏,索忍尼辛通過不同性格和遭遇的人物,展示了對「生命的意義」這一人類共同主題的不同視角和領悟。對焦姆卡來說,生命是咬緊牙關渡過一場災難後,重新追逐自己的理想,對卓婭來說,生命是一次偉大的愛情,即使深知所愛的人將不久人世;對女醫生薇拉來說,生命的意義在於責任,在於拯救,在於即使遭受病人辱罵也要不惜一切代價挽救病人垂死的身體,而魯薩諾夫這個虔誠的共產主義者,臨死之前只擔心自己權力的喪失,擔心遭受政治冤獄的人恢復名譽,擔心以前不名譽的醜事恢復了真相。對奧列格來說,生命意義在於保留眼前所剩的一切,他只想在沒有看守監視、沒有病痛折磨的情況下,多活一些日子,在僅存不多的餘生中再多活一些少得可憐的日子。在給昔日流放地友人的信中,他把自己一生囚徒的生命,比作「一條流入沙漠的河」,在最後的乾凅之前,希望還能「互相捧給對方一掬水」,在生命行將結束之前,希望還能睡在佈滿繁星的夏夜裏:

我只希望回到我們那偏僻的小地方,回到我們的烏茲別克。夏天快到了,我希望今年夏天能睡在星空下的行軍床上,這樣,夜裏醒來就能根據天鵝星座和飛馬星座的位移知道已是幾點鐘了。只希望這一個夏天能這樣度過,能看到星星,而不是看到被探照燈照亮的夜空,哪怕以後永遠不再醒過來也無仿。(第22章) (待續)

 

之三

在這部足以和契訶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第六病房》(1892)前後呼應的作品中,在這個死氣沉沉、怨聲四佈的癌症病房裏,在這個餘生不多、死神為伴的癌友圈中,人們總會在病榻上,在深夜裏,在手術前後的恐懼和疼痛裏,思考支撐自己一生走來的信念是什麼?或者,編造一些說服自己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忠貞,是一副防毒面具!

Cover image for Cancer Ward對一種生活原則、終生理念的堅持叫作「忠貞」。人就是為了忠貞而活著,人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一種永恆的忠貞。薇拉.漢加爾特,一位天資麗秀的單身女醫生,在來不及向她的愛人傾訴「終生所屬」的信念時,她的未婚夫就在前線陣亡了。「他沒有負傷,他既沒有機會住院,也沒有得到假期。他是當場犧牲的」(第25章)。薇拉很後悔為什麼沒有在情人上戰場前先結婚,她很後悔沒有在情人離去之前向他傾訴一句:「我永遠是你的」。顯然,這是因為她(他)們都來不及知道戰爭的本質是什麼?因為她(他)們以為戰爭只是一種獻身,一種單純的愛國行動,它出自於對一個叫作「國家」的理念的忠貞,但實際上,「戰爭對男人是慈悲的,把他們帶走了,而把女人留下來接受痛苦的折磨」(第25章)。薇拉的未婚夫為了忠貞而死去,薇拉自己也為了忠貞而活著,忠貞對活人和死者似乎一體適用,那就是:思鄉之苦的解脫和不必再等待親人回家的哀悼!

薇拉以她專業的醫學知識深知,為了一個死去多年的少年違反人體激素的、生理欲望的、年齡增長的規律是荒謬的,她年華未老、青春尚在,但薇拉做到了,因為人是一種精神壓抑肉體的動物。但是她終於也體認到,忠貞就是對一切正常規律的違反,忠貞就是對自己的殘忍和虐待,忠貞就是白天與垂死病人為伍、晚上和孤獨淬泣為伴。忠真就像一副「防毒面具」,讓妳躲在面具背後有種安全感,讓妳躲在「社會主義癌室」裏,避免受到「資本主義毒菌」的入侵,讓妳隔著一張「主義的鏡片」,在模糊的鏡片下看不清真實的世界,但卻清楚地看到領袖的偉大!

人類,從來沒有進步!

薇拉的命運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形上的困惑:人類在時間中的進化意味著什麼?人類有進步嗎?難道時間停滯了嗎?為什麼無辜的悲劇總是重覆上演?為什麼罪惡總是在人們嚮往的自由路上無情肆虐?難道人性一如人體,總是潛伏著頑劣的癌細胞?在你無所察覺中滋生成長。是的,悲劇不斷重演,人們只是把悲劇交給了時間,讓時間去沖洗、去淡忘;人類並沒有進步,而且可能永遠不會進步,因為人類會在時間中對悲劇感到麻木、變得習以為常。「我們只不過們隨著歲月的流逝變得遲鈍罷了,變得疲憊而已。我們在悲痛和忠貞方面都缺乏真正的才能。我們把悲痛和忠貞都交給了時間。唉,我們只是在每天都填飽肚皮、舔舔指頭這方面才堪稱寸步不讓。如果兩天不給我們吃飯,我們便會變得失常,我們便會氣得發狂。我們人類就前進了這麼遠!」(第25章)

忠貞,就是祖國萬歲!

魯薩諾夫是蘇聯極權體制的縮影,但他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組織、一套程序、一樁審判、一張勞改通知單。說好聽一點,魯薩諾夫的工作職稱叫「人事檔案管理員」,實際上卻是「黑材料編篆者」,在關鍵時刻又叫「告密者」。在蘇聯這種體制下,人在呱呱落地填寫「出生表格」時,就已經和政府搭上了線,進入了人事單位的鐵櫃裏,成為一個編號、一個代碼。對蘇聯人民來說,他們的生活是一個「網路世界」,人們之間既親密又疏遠。以出生為起點,在你人生各個階段─在學校、糧食站、求職所、部隊、黨支部、政府部門─填寫各種表格時,就會和「起點」連起來形成一個網絡,即使這片網絡足以佈滿整個天空,即使這片網絡令人眼花潦亂,但總有一個叫「當局」的,拉引著這條線索,操縱你的方向。在蘇聯體制下,人的命運被定義在「表格」之上,人的世界被編織在「檔案」中。人們真正的生活不在於可以看見的部分,而是看不見的秘密文件中:

生活的真正趨向,不是聲嘶力竭的大喊大叫所能決定的,而是由兩三個彼此瞭解的同志在安靜的辦公室裏心平氣和地交談或通一次語調親切的電話決定的。真正的生活流動在機密文件裏,流動在魯薩諾夫及其同事們公事包的深處,它會久久地悄悄跟蹤某人,而且僅僅在倏忽間顯現本相,露出血盆大口,向犧牲品噴吐火焰—隨後便又躲起來, 不知去向了。於是,表面上又一切如常:俱樂部、食堂、補助申請、 廠報、生產。只是通過出入口的人當中缺少了一個—被解職、被除名 、被清洗了。(第14章)

不要忘記,魯薩諾夫也是一個忠貞人物,他代表的是「官方的忠貞」。對魯薩諾夫來說,忠貞就是清除祖國身上的癌細胞、在檔案中過濾一切有毒的「人菌」。對他來說,忠貞就是領導健康、祖國萬歲!

Alexandr Solzhenitsyn
1974年索忍尼辛在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文學獎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articles/fredrikson/index.html

忠貞,是一種內心的平靜

對一位年屆七十多歲、看盡蘇聯社會蒼桑的老醫生來說,忠貞意味著終生採取「道德隱居」的生活,意味著忠於自己內心的安寧與平靜。老醫生堅持「私人行醫」,一種被當局誣陷為「資產階級不當得利的行醫方式」。老醫生厭惡與官方制度有任何瓜葛,他不肖於一切社會主義頭銜和榮耀,他鄙視所謂「功勳科學家」。通過這位老醫生,索忍尼辛表達了一個蘇聯高級知識份子的內心世界和處世哲學:在一個最不平靜的時代裏保持內心最大的平靜。老醫生是一位「反政治媚俗主義者」,他反對一切都免費的「大眾社會主義」,因為這種制度要比資本主義更依賴於人的私心和惰性,因為正是這種庸俗的平等主義造就了非凡的領袖人物。對老醫生來說,忠貞就是堅持自我不變的形象,忠貞就是忠於屬於自己內心的寧靜。「生命的全部意義不在於投注多少心力在人們已知的活動上面,而是在多大程度上使一個人生來就具有的永恆形象保持不模糊、不顫動、不歪曲(第30章)。


老醫生的人生哲學反映了一整個世代蘇聯知識份子「苦熬渡日」的社會處境,「全靠彎著腰子和沈默不語才保全了自己」(第31章)。每一個時代都有那個時代的悲劇,人們對悲劇的無奈一如人們守不住無病的身體。通過一個直腸癌友之口,索忍尼辛把蘇聯看成一個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筆下「四種偶像」的社會:種族偶像、洞穴偶像、劇場偶像、市場偶像。偶像社會是一種非理性社會,它代表著盲從與愚昧。人們之所以崇拜偶像,是因為人們恐懼自我,「在所有偶像上方的是恐懼的天!是烏雲低垂的恐懼的天」(第31章)。偶像就是蓋在人們頭上的烏雲,而站在烏雲頂端的不是天使,而是傲視祖國大地的領袖人物。人們需要天空的烏雲來為自己找到一個逃避自我的藉口,人們崇拜偉大領袖是為了掩飾自己脆弱的意志。平凡的人也有忠貞,平凡人的忠貞就是崇拜領袖。


索忍尼辛筆下的癌症醫院(現位於烏茲別克共和國境內)
http://www.answers.com/topic/the-cancer-ward

回到死去的世界

不等全部的治療完成,奧列格決定提早出院,因為他堅定拒絕「激素療法」,因為這種先進的治療法,將使他失去「性能力」─這是他在這個世界最後僅存的能力。然而,雖然奧列格沒有死在醫院裏,但在精神上也沒有活著重回人間。他依照薇拉先前給予留宿她家的承諾,去找薇拉,他乘坐開往薇拉住所的電車,「電車本身像患有重病似地載著他通過一條條鋪著石頭的狹窄街道,一路發出鋼鐵摩擦的軋軋聲,拐彎處尤其刺耳。奧列格抓住電車吊環,彎下身來,想看看窗外有些什麼。但這一帶沒有草木,沒有林蔭道,只有鋪著石頭的路和牆面褪色的房屋。閃過一張日場露天電影的海報。看看那是怎麼放映的倒挺有意思,但不知為什麼,他對世上的新奇事物已沒有什麼興趣」(第36章)。此刻的他,像一個16歲的少年,充滿羞澀、激動、憧憬,他想從此臣服、棲息在薇拉的腳下,他想和薇拉一起生活……。


但是,他生命中最後的追求,一個能夠讓他繼續活下的希望還是破滅了。薇拉不在家……。也許薇拉並不是不在家,而是奧列格已經沒有勇氣按下他生命中最後的一道門鈴……。


奧列格來到車站,他告訴售票員他想前往一個地方,但那個地名已經不在了。售票員翻遍了地圖,她告訴奧列格,那個地名已經在地圖上消失…..。
奧列格寫了一封信給薇拉,他說,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他在信裏,親吻了薇拉……。


火車開向一個只有地名卻完全陌生的地方。7年的勞改,7年的流放,癌症病房的掙扎與求生,奧列格保住了自己孱弱的身體,揀回了一條了無生機的生命,他洗刷了罪名,重獲了自由,但他已無法重生,因為,失去的永遠不再回來。
在火車拉動的那一刻,奧列格知道,雖然他已重回人間,但不過是再度進入一個死亡的世界。(下週續)

之四

據索忍尼辛回憶,雖然《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獲得巨大的成功,但絲毫沒有改善他和蘇聯當局的關係 ,因此除了這部長篇(國內第一篇但也是最後一篇)以外,索忍尼辛獲准在蘇聯境內出版的作品寥寥可數,但索忍尼辛在流亡之前刊載在《新時代》(Novy Mir)的四篇短篇小說,在篇幅和佈局上雖不能與其他巨型長篇小說比擬,卻仍然被西方批評家視為「足以排入俄羅斯文學偉大傳統」─關注小人物的生存和命運─的傑出創作。1963年1月,索忍尼辛同時發表了「瑪德瑞安娜的屋子」(Matryona's House)和「克雷奇托夫卡火車站上的一件小事」(An Incident at Krechetovka Station)─後英譯本以《我們從不犯錯》(We Never Make Mistakes, 1971)為題在西方重新出版。同年8月,索忍尼辛再度發表「為了主義」(For the Good of the Cause),1966年再度發表「肚袋.左卡」(Zakhar the Pouch)─這是索忍尼辛在蘇聯境內發表的最後一部作品,而另兩篇「右手」(The Right Hand)和「復活節的遊行行列」(Easter Procession)則已無緣在蘇聯境內出現,分別在1968和1969年在國外刊行。

上帝只讓她留下一隻右手

「瑪德瑞安娜的屋子」表現了索忍尼辛對「斯拉夫傳統美德」和農村生活濃郁的情感與眷念。故事坐落在蘇聯「集體化時期」,描寫一位傳統的俄羅斯農村婦女,因為心地善良和純樸敦厚而飽受官僚、親人、鄰里剝削欺凌的辛酸歷程。主述者「我」出獄後想在「安靜的俄國一角」找一份教職終老餘生,他來到塔諾佛一處「泥炭農場」落腳後,寄宿在瑪德瑞安娜破落的房子裏。瑪德瑞安娜是一個常年生病、孤苦貧窮的老婦人,丈夫失蹤多年,一份微薄的退休金在官僚體系推托拉扯之下,久久才發下來,「她的全部牲畜就是一頭有著一枝彎羊角的髒白羊」 。當地村民都很窮困,老婦一天只能吃到幾片洋山芋片,冬天一到,家家都去礦區偷泥炭,雖然人們像生活在「十月革命後的『後─新石器時代後』」裏,但這位決心歸隱的教師和瑪德瑞安娜相處得很融洽。主述者敘述著:「我盡責地吃光每一樣(瑪德瑞安娜)為我煮的東西,耐心地挑出頭髮啦,泥炭渣啦,或是蟑螂腿啦這一類東西」


瑪德瑞安娜勤勞簡樸、樂於助人,重感情、富同情心,但這樣一個典型的善良農民之所以晚景淒涼、一貧如洗,與其說是自取的,不如說是蘇聯政治社會演變的結果。瑪德瑞安娜年輕時,先是她的夫兄伊利亞追求她,不料伊利亞不久徵召入伍且宣告失蹤,三個月後她下嫁伊利亞的弟弟伊菲姆,不料婚後不久伊利亞從戰場返回,而後換成了她的丈夫伊菲姆上了前線,但這次真的從此不再回來。瑪德瑞安娜對伊利亞存有一份愧疚,她收養了伊利亞的女兒克拉為義女,因為她自己生的六個小孩沒有一個活過三個月,她親手一一埋葬了他(她)們。瑪德瑞安娜答應克拉,願意在自己死後把住宅旁的那間側屋留給她。後來,克拉與夫婿意外地獲得了一塊地,急需不易取得的木材,於是伊利亞要求瑪德瑞安娜在生前就把側屋讓出。基於年輕時一場「誤嫁」的愧疚,瑪德瑞安娜答應了要求,是伊利亞帶著女婿和友人前來拆屋,先是一陣狂歡牛飲,而後超載上路。瑪德瑞安娜原本可以不必跟去的,但她不放心一部托車綁著兩部雪橇,捨不得她被拆走的側屋。在途中,在一處無人看管的平交道上,一部沒有車燈的火車在倒車時迎面撞來,瑪德瑞安娜當場粉身碎骨、身首異處,「上帝(只)讓她留下一隻右手,好讓她向天上的父禱告」

官僚殺人,以民為狗

「瑪德瑞安娜的屋子」是一部俄羅斯的民族寓言,更是對蘇聯社會主義「以民為證」的血淚控訴,表現了索忍尼辛深沉的道德力量和強烈的批判意識。瑪德瑞安娜實際上是索忍尼辛心中的「俄羅斯母親」,一個蜷曲在他靈魂深處、既善良又迷信、既封閉又自足的「隱喻祖國」,面對這個「被詛咒」的國家,處在這個飽受戰爭與革命摧殘的國度,索忍尼辛沒有美化它,只是真情的體驗它、如實的感受它。


蘇聯集體化時期一處為於羅斯托夫區的「史達林集體農場」
http://www.communisme-bolchevisme.net/images_urss_sous_staline.htm


史達林時期的「機械化集體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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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述者深入內陸、荒村落腳,不只是一趟隱居之旅,而是深入祖國的心臟、潛入俄羅斯人民的內心,探索農民生活的血淚與辛酸。歷經蘇維埃革命、集體農場、社會主義改造,俄羅斯一點也沒有進步,什麼也沒有改變,除了帶來最後充當殺人兇手的轟轟火車之外,農民還是點著百年遺傳下來的「俄羅斯火爐」取暖過冬;「退休金」一節,暴露了蘇聯官僚「以民為狗」的冷漠和倨傲:瑪德瑞安娜在集體農場(kolkhoz)工作了四分之一世紀,卻因她不直接參與生產,所以沒有資格拿到「個人退休金」,只能以「喪夫供養者」的資格申請,但她的丈夫即使死了12年,半毛退休金也都沒有撥下來;「偷泥炭」表達了俄羅斯農民的求生與掙扎,這種半公開的偷竊公物行動,像似一場「夜間革命」,不是為了叛變,而是沒有它人民就無法熬過酷寒的冬天。集體農場像一部「吸血機」,剝削了瑪德瑞安娜的勞(老)力卻不給付工資,農場盛產煤炭卻不願供給當地人民一點溫暖,「革命」既沒有使人民受惠反而使人民生活更加困苦。直到瑪德瑞安娜死去,直到這個「只是因為不喜歡養肥一頭畜生然後拿來殺掉所以不願養豬」的老婦死去,直到只留下一堆碎骨殘肉而魂歸西天以後,親戚們還在瓜分她的遺產。她有什麼遺產?不過是「一隻髒白羊、一隻跛貓、一排無花果樹盆」 。瑪德瑞安娜一生被誤會、被嫌棄、被糟蹋,但是主述者深深體會到,如果沒有這種俗語中所說的正直的人存在,整個城市就無法支撐,整個世界就會垮陷!

「我們從不犯錯!」

同期發表的「克雷奇托夫卡火車站上的一件小事」,說明了在一種錯誤和愚昧的制度下,一個再善良的人也可能犯下終生良心不安的蠢事。故事坐落在二次大戰德國入侵蘇聯時期,主角瓦斯亞.左托夫中尉(Lieutenant Vasya Zotov)是一個火車調度官,一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working-class intelligentsia),他認真而負責地依據上級命令,妥善安排車班表,運用有限的資源和人力,將物資和人員接來送去、迎來運往。他因為深度近視無法調往前線作戰,但他努力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自己進行愛國主義的精神武裝。他十分關切這場祖國保衛戰,憂心懷有身孕的妻子身陷敵軍占領區。然而,這場瘋狂的戰爭令人感到困擾和迷惑:為什麼蘇聯紅軍總是無法阻擋納粹的進攻?哪裏可以找到解釋這場戰爭軌跡的資料?在這潮濕、黑暗、髒亂的調度站裏,該拿什麼東西來安慰自己?儘管左托夫是一位忠實、堅定、負責的人,但他內心卻是孤獨、焦慮和絕望,因為一個「偉大的信念」極可能傾刻消失,一個剛剛組成的家庭極可能一夕瓦解。戰爭的陰影使人幾近精神崩潰,在他腦裏,始終縈繞著一首在後備軍官營晚會中朗頌的詩:

我們的村莊被燒了,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家園……
只那一念打擊著我們嚴備以待:
啊!什麼時候,啊!什麼時候那一刻到來我們可以止住德軍的前進?
……….
如果列寧的偉大目的失去,那剩下還有什麼我們可以為它而活

book cover of   We Never Make Mistakes   Two Short Novels   by  Aleksandr Solzhenitsyn即使在戰火綿延、人心脆弱的年代,左托夫也不輕易近褻女色。他拒絕了一個可愛的女同事對他的愛慕,「他寧可同一個帶著三個孫子的老婦人住在一間又髒又不暖的房子裏,又是睡在對他來說是太短了的不舒服的箱櫃上」 。儘管如此,左托夫和佛羅絲亞姑母(Aunt Frosya)這一家人建立深厚的情感,因為他要守護一份忠貞,堅持一份誠實,一種「神聖的憂愁」。他沒有心情用女人來安慰自己,尤其當一切所愛的都在毀滅的威脅之下。


一天夜裏,一個在前線潰敗而遣返的軍人來到站裏,當左托夫知道這個身份古怪、衣著襤褸的人是一個演員時,他熱情的接待他,不料在談話中發覺這個陌生人竟然連史達林格勒在哪裏都不知道,左托夫警覺到,他一定是個間諜。左托夫偷偷向秘密警察(NKVD)告密,陌生人因此遭到了審判。儘管左托夫認為自己做了該做的事,但始終懷疑陌生人到底是不是間諜?他幾次向安全部詢問,得知陌生人已被「挑選出來」送去勞改,雖然左托夫沒有停止懷疑,但安全局的回答卻是:「我們從來不會犯錯」(we never make mistakes)!

良心與極權的對比

有多少人像這個陌生人一樣,只因為小小的疏忽,只因為有點懷疑或漏洞,就在他人「做該做的事」之下,被送進暗無天日、抽筋挫骨的勞改營;而左托夫這個既愛國又誠實的正人君子,為何又在糊里糊塗下犯下使他人含冤一生的傻事?這個陌生人是否真是個間諜?這一點點的懷疑難道不是一件大事且應該慎重查明?左托夫是否受到良心的自責?還是說,在祖國大難中個人微薄的生命根本不足掛齒?這些,索忍尼辛沒有給出答案,他只呈現一種「個人良知」和「極權體制」的對比:再善良的人也會在吃人體制下迷失自我。可以確認的是,這個偉大的國家在提醒左托夫:不可誠實,因為誠實會犯錯!不可摸著良心,因為良心令人痛苦!


一個制度之所以「絕不犯錯」,是因為這個制度絕不放過任何的懷疑,絕不會在良心的醒悟之前捫心自問。(下週續)


劉述先,「蘇忍尼辛的短篇小說與散文詩」,載《蘇忍尼辛選集》(導言),台北:東大,1976,頁3

轉引自黃文範譯,「頒獎詞」,載索忍尼辛,《第一層地獄》,黃文範譯,台北:遠景,1982,頁4

《索忍尼辛回憶錄》,王兆徽譯,台北:中華日報,1976,頁71

《蘇忍尼辛選集》,劉安雲譯,台北:東大,1974,頁9

《蘇忍尼辛選集》,頁10

《蘇忍尼辛選集》,頁39

《蘇忍尼辛選集》,頁48

《蘇忍尼辛選集》,頁172

《蘇忍尼辛選集》,頁191

之五
索忍尼辛在蘇聯境內發表的第三部短篇小說「為了主義」(For the Good of the Cause, 1963)book cover of   For the Good of the Cause   by  Aleksandr Solzhenitsyn,以直接而露骨的寫實手法,揭穿了蘇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謊言,看穿了共黨官僚主義的歪嘴斜臉。小說不僅令蘇聯當局尷尬難堪,更埋下索忍尼辛不久遭到終生驅逐的禍根。

一種主義,兩種人性

故事坐落在來阿曾(Ryazan)小鎮一所工業專科學校,這所學校面臨嚴重的資源短缺問題:校舍擁擠、宿舍不足、實驗室狹小、獎學金太少。在政府補助斷炊乃至坐視不管之下,老師和學生靠著自己的勞力和熱情,徒手自行搭蓋校舍。經過幾年努力,新校舍終於完工,學生充滿希望準備搬遷,但政府的驗收契約遲遲不下來。突然一天,上級來了一個視察團,態度傲慢地宣稱將把一個「國家級」的研究所設立在這所學校之內,這意味著國家研究所準備霸占學校校地,奪取校舍和建築物,這將導致學生的教育環境更形惡化:學生面臨失學、失教的噩運,教師內心充滿失望、失信的忿悶。校長於是決定出面奔走,向官僚體系奮力一駁。最後,校長從區黨書記那裏獲得的答覆是:學校將在附近獲得一塊地,學校師生可以自行興蓋校舍。但實際上,這是一個緩兵之計的謊言,區黨書記早已偷偷在重畫勘界,暗中侵蝕學校的院地……。


作為一部消失世代傷感懷舊的小品,故事本身記錄了一個斑剝鱗落、逐漸淡忘的「時代真相」。索忍尼辛塑造了「熱情人民/自私官僚」的對比,從中析離出「兩種主義」的真假模式:一是為了主義而積極獻身,一是利用主義而謀取私利。年輕的蘇聯新生代,充滿著希望與熱情,但他們不知主義其實只是領袖意志的偽裝,主義只是一堆塗在臉上為了遮掩共產主義痘瘡的粉妝。索忍尼辛以「反諷」為手法,透視了一個官僚吃人、謊言密佈的社會。


青春與熱情,在這部中篇裏以誇張的形式來表達對蘇聯體制的反諷,校長的徒勞不功,代表知識分子對蘇聯體制的絕望。這是一種什麼體制?這就是用口號代替力量、用精神的亢奮灌充物質的匱乏、用標語代替數字的體制,一種官僚壓倒專家的「國盜」─國家扮強盜─體制。區黨書記就是這個體制的縮影,一個「史達林人」(Stalinist man),一個權力寄生者,在一個非人的專制社會中,像隻夜晚的跳蚤、人性的蛀蟲。

主義:國家暴力的修辭

「為了主義」出版後,引起蘇聯內部極大的爭議,「蘇聯作家協會」一群御用作家,對索忍尼辛發起「醜化社會主義」的強烈攻擊。無獨有偶,「為了主義」在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的《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 1958)之後不久出版,從此,兩人就被打成「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兩大叛徒」。然而,如果「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是指從人民日常生活中汲取創作的泉源和題材,以對抗資產階級敵人,那麼索忍尼辛正是這個「虛假口號」之下從事「真相寫作」的作家,因為他所對抗的,正是打倒了舊資產階級以後形成的「新共產階級」。

「一切為了主義」不只是一句共黨官僚的口頭禪,而是國家貪腐的權力修辭(rhetoric of power),一種獻身的暴力(violence of commitment)。「主義」是什麼?如果一切都是為了主義,那主義又為了什麼?索忍尼辛旨在表明,主義在蘇聯是一顆萬靈丹,是一隻批著雙翼的怪鳥,左翼是「矛」,右翼是「盾」,它一方面教化天真善良的人,讓他們心甘情願地交出靈魂與生命,它一方面對付異議者,對之進行面不改色的整肅、清洗和驅離。主義,既是目的也是工具,在此意義上,主義就是最大的個人主義,因為它最終服從於領袖意志,一種純粹的個人意志,一個偉大且不可動搖的個人專制。

單車尋遊古戰場

1966年的「肚袋.左卡」(Zakhar the Pouch)是索忍尼辛在蘇聯境內發表的最後一部短篇小說,這是一部悼念14世紀俄羅斯一處古戰場的單車遊記,一部試圖喚醒歷史記憶的民族悼詞。由於這部作品,使許多評論家認為,索忍尼辛雖然是一位蘇聯政治的異議作家,但在文學傳統上卻是個不折不扣的俄羅斯民族作家,在他身上,斯拉夫民族情感要遠勝於他的反共激情與鬥志。


公元1350年9月8日,「韃靼─蒙古人」(Tartaro-Mongols)入侵俄羅斯,12萬大軍直逼頓河(Don River)橋邊,爆發了俄羅斯史上著名的「庫立可佛戰役」(The 作Battle of Kulikovo)。俄羅斯各公國組成8萬聯軍,在維拉迪米爾(Vladimir)大公爵地米垂.伊凡諾維奇(Dmitri Ivanovich)的領導下,與馬眉(Mamai)領軍的蒙古騎兵隊進行會戰。這場戰役極為慘烈,最後俄羅斯獲勝,逐步逆轉了韃靼人對莫斯科的暴力統治。著名的俄羅斯建築家蘇契舍夫(Alexey Shchusev)曾為這個古戰場設計和興建紀念教堂,俄羅斯象徵主義派詩人波洛克(Alexandr Blok)曾作「在庫立可佛戰場上」(In The Field of Kulikovo, 1909)一詩以資紀念。庫立可佛戰場、古教堂、浪漫戰詩,對俄羅斯人而言具有崇高的民族象徵意義。


敘述者單車尋遊古戰場,造訪戰爭紀念碑,緬懷捐軀戰士,發思古幽情,小說流露出索忍尼辛濃郁的民族情感。在這片荒草埋徑、土泥撲香的原野上,「我們所走過的,盡是像一片保留地所具有的那種幸福的感覺,沒有任何聲音打擾我們默念那金髮戰士的命運,十人之中有九人已經躺在土面七尺以下,他們的屍骨已經化為塵土,好讓神聖的俄國得以清除掉異端的回教徒」


畫家筆下的「庫立可佛戰役」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Kulikovo

然而,歷史記憶已經褪色斑剝,民族的激情已經冰化,「此地所發生的乃是俄國人命運的一個轉捩點,……然而這個地方卻被藐視、遺忘」 。官方不僅沒有盡到保護民族古蹟的責任,只派個綽號「肚袋」(the Pouch)的怪胎式人物─他總是把所有吃喝的東西和訪客登錄文件放在一個外衣口袋裏,活像一隻掛著肚袋的袋鼠─來看守這荒廢不堪的古戰場;而那座紀念教堂,裏面的東西都已被拆得一乾二淨,愚昧的農民把教堂鋪地的石板挖出來鋪他們自己家的院子,把教堂五個圓頂的金屬全都拆去作他們自己的用途,因此圓頂變成了透明。敘事者努力召喚那隨風飄逝的歷史記憶,撫慰那數萬名「像麥子一樣被割倒下來」的戰士幽靈。在這靜靜的頓河岸邊,曾有多少俄羅斯戰士在此秣馬厲兵,曾有多少青春臉孔朝下俯地,永遠躺在母親大地的懷裏。當夜晚來臨,滿月升空,紀念碑和教堂的輪廓會在穹蒼之下形成一座黑銀幕:戰斧和馬啼、雷電和閃光,會在這歷史的黑幕上疾速奔馳、若隱若現。


詩人波洛克(Alexander Blok, 1880-1921)
http://pmeyer.web.wesleyan.edu/206/206authors.html

 

民族健忘的傷感見證

通過「左卡」這一外表兇惡內心卻深負責任感的人物,索忍尼辛塑造了典型「斯拉夫農民」的獨特性格,一種集愚眛與忠誠於一身、集內斂和激情於一體的粗曠性和隨意性。斯拉夫民族千年散居酷寒的北方極地,他們依賴嚴謹的東正教,維繫這個地廣人稀的草原帝國。但自「十月革命」以來,共黨極權體制割斷了帝國傳統,人民被分成兩個階級相互猜忌對立,帝俄文明被劃入「反革命」的黑地而閹割封存。左卡雖然是個出身低微的農民,但他的職守卻是個古績維護員、民族精靈的守護者。他每天在那寒霜的早晨中從乾草堆中起身,每天在冰冷的夜幕下在草原上擁地而眠,一步也不離開那記憶中的聖地。他僅有的武器就是一把短柄小斧頭,日夜守護這荒丘漫草中的古碑,瞻望那殘垣斷壁的聖殿,「好像他以為一大群的異教徒在某一天的晚上會馳騁而來把紀念碑打倒,而他得用他那柄小斧頭獨自面對他們」


實際上,左卡和「為了主義」中的區黨書記,形成的正是一種「革命蛀蟲」和「民族衛兵」的鮮明對比,在「列寧西裝」和「農村布衣」之間,呈現的是「新失落」和「舊忠誠」的反差與對照。左卡是一個活在幾個世紀以前記憶的舊人物,革命、進步、馬克思主義等等新生事物他毫無意義,列寧、史達林對他而言只是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他所信守的是一種歷經數百年已被時光巨輪碾碎殆盡的價值,但他用自己的歲數延長了民族精神的壽命,用他的體溫為民族遺體生溫取暖,於是,懷舊是他所有存在的意義,守靈是他終生不變的職責。「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時間對左卡而言似乎已經停擺休滯,空間成了策馬入林的停格記憶。但即使歷史的軌跡已經難以辯視,左卡本身就像個活古績、鮮歷史,他反映了人類遺忘傳統的愚蠢,譏諷了「革命蘇聯」的輕薄與無知。


「肚袋.左卡」像似一篇「歷史召魂記」,更像一部記憶復現的民族史詩,這部小品與其說是記錄發黃變色的民族逸事,不如說在替「人類健忘症」作出感傷的見證。(下週續)

 之六

1968年與《癌症病房》一起在西方出版的《第一層(地獄)》(The First Circle)是索忍尼辛一系列「集中營作品」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全書雖由長達87篇半獨立的短篇構成,但敘事時間只有三天,並以一項秘密的科學任務串連全書。雖然所忍尼辛的《第一層地獄》不若後來的《古拉格群島》那麼有名,但卻真實而生動地揭露了蘇聯極權體制下一項「政治/科技陰謀」,刻畫出一幅愚昧壓倒良知的人間地獄景象。

Sharashka:人間的煉獄

書名「第一層」取意於但丁《神曲》(The Divine Comedy)的「煉獄篇」(Purgatory),但是但丁筆下的煉獄是一處暫時懲罰的滌罪之所,屬於地獄中痛苦最少的一層,受到撒旦的監視。索忍尼辛筆下的「第一層」未必叫作監獄,它實際上是一處位階極高的「研究所」,但所內為數180名高級科技人員,又都是犯人之身,因為他們都因觸犯「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邦聯共和國」(Russian SFSR)第58條罪名被逮捕。書名「第一層」雖然含意曲折,但若以索忍尼辛把整個蘇聯社會比喻成地獄來看,第一層應是指蘇聯的「上流社會」,而看守這群「待罪名流」的撒旦就是瘋狂的史達林。


這個研究所叫「瑪夫瑞諾研究所」(Marfino Institute),位於莫斯科近郊,關了從各地徵召過來的工程師、語言學家、數學家、機械師、物理學家、畫家、詩人等等高級知識份子,目的在研發一種秘密的電子儀器,以破解任何無線電波和電子傳輸的密碼,為官方截取秘密情報。「秘密任務」在俄羅斯諺語中稱為Sharashka,本意是「特種行業」,若以中文俗語來說,含有瞎搞、唬嚨、不務正業的意思。在小說中,被用來諷喻一些從事「秘密研發」的機構。儘管Sharashka性質上是個集中營,但生活條件好得很多,比起「泰格林」(Taiga)─西伯利亞極地酷寒的集中營─在Sharashka這裏無需從事艱苦的勞動。「瑪夫瑞諾研究所」又稱「最高機密科學實驗營」(the top-secret scientific work camps),它出自史達林的政治狂想,隸屬國安部一個特別委員會,接受蘇聯秘密警察(KGB)和國家安全部的指揮。實際上,Sharashka並不是虛構的,《第一層(地獄)》也不是一部科幻小說,它是根據索忍尼辛的親身故事寫成的。小說中的數學家納格勒(Gleb Nerzhin)應該就是索忍尼辛自己的化身,犯人魯賓(Rubin)實際上就是蘇聯異議作家、知名政治犯列夫.科爾別涅夫(Lev Kopelev)的化名。隨著蘇聯瓦解之後許多秘密檔案的公開,人們逐漸知道Sharashka許多研究成果後來都是以蘇聯科學院的官方名義發表的,實際作出貢獻的科學家卻被刻意剃除,沒有享有應有的名譽。二戰之後,許多參與Sharashka的科學家獲得釋放,直接證實了這些駭人聽聞的科技陰謀。


「瑪夫瑞諾研究所」有兩個任務,一是研發一種「語音識別機」(vocoder),另一個是「七號」(Number Seven)實驗 。在「瑪夫瑞諾研究所」中,「七號」是一座「語言截波實驗室」(Clipped Speech Laboratory),實驗的內容是把正常人的語言截波,減幅、波幅壓縮、電子微分和積分,好讓「上級老闆」憑聲音就可知道誰在說話。這兩項計劃即使有科學推論上的可能性,但實際上卻是一樁「政治鬧劇」。「瑪夫瑞諾研究所」的存在意味著瘋子對天才的統治、精神弱智者對理性正常人的領導。所謂「極權主義的本質」就在這些實驗之中,它經由截取電波、解碼分析的途徑,深入人們的內心,尤其是竊取並預知異議份子的陰謀和詭計。這種試圖利用音波來偵測人們內心意念的科技系統,不是什麼光榮或成就,而是恐懼的表徵,反映的是極權主義者內在的焦慮與不安。


瑪夫瑞諾研究所
http://belolibrary.imwerden.de/wr_Kopelev_Sharashka.htm

幸福就是「活著」!

「瑪夫瑞諾研究所」究竟在進行什麼秘密計劃,對索忍尼辛來說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小說的重點在人物與性格,一部「知識犯」的生命史和生活誌。索忍尼辛以人物素描和日常對話的手法,詳實記敘了犯人的生活瑣事與感觸,把官方建立的「科技實驗營」變成的一座「人性實驗室」。小說的主題是「痛苦」,蘇聯體制下漫長無盡的痛苦,一種靈魂上的死亡。然而,再卑微的人也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只是在這個時代裏,幸福就是痛苦,或者是一種對「不再更苦」的渴望;在這座「特種監獄」中,幸福就是「把那稀稀薄薄像水一樣的大麥粥喝下」;在這個人性的尊嚴已經所剩無幾的囚房裏,幸福就是「活著」,活著以便還能在靈魂已死的歲月中思考讓自己感到滿足的方法。


在「囹圄第五年」一篇中,納格勒(Gleb Nerzhin)與獄中好友魯賓(Rubin Grigoryevich)─一位真正的共產黨員─進行了一場輕鬆的辯論,納格勒回想五年來的囚禁生涯,他感謝上蒼給他坐牢的機會,因為坐牢帶來了「思考的機會」。但顯然,專業哲學家的思考和囚徒生活的經驗,兩者截然不同,失去自由的人的「思考」和享有自由的人是完全不一樣,因為自由的人可以「生吞一塊牛肉」,囚犯卻只能「吃著半滴油水都沒有的麥麩粥」 。對一切活著的人來說,一塊牛肉和一碗麥粥之間,該如何比較?滿足幸福的方式究竟差異在哪裏?對於已經被關了五年的納格勒來說,「禁欲主義的懷疑論」是他生命延續的支撐,「它是道路邊的一處遮棚,風雨交作時我可以坐在裏面等候雨止。但是懷疑論是使一個受到教條梏桎的心靈得到解放,……」 。然而,即使對於靠著毫無營養的食物也要活上半年、一年的人來說,依然渴望一種「自由自在」,即使只是一個不必工作的星期天,一個「沒有一位總統、沒有一位總理,且讓人睡足一天」的滿足感。


一種不只是索忍尼辛個人的經驗,而是所有各種身分的囚犯感到最難以承擔的,就是「探監」,一種禁錮許久之後突然與親人相處的尷尬時光。在「寂靜的鐘聲」一篇裏,索忍尼辛描寫了會見親人的心理激盪:「在犯人的生活裏,去和親人會面的這一段行程是一件大事,靈魂已經埋葬在地窖裏,而這時卻要使它再度復活,在平常日子裏,從來沒有引起過回憶,但已經累積整整一年的思想和感受,就要在這短短幾分鐘,對一個和你親近的人兒傾心相訴」 。蘇聯的勞改營考驗的不僅是男人,這些在大戰中倖免於死的男人,更考驗著女人,考驗著那些聽到自己的男人被判入獄卻還頗感欣慰的女人,因為「一個人進了墳墓便一去不歸,送去勞改的人總會回來吧!」。納格勒的妻子娜達雅(Nadya)是一個堅定的女人,為了曾經只是相處一年的短暫幸福,她願意再等十年。但是到最後,最忠貞的愛情會變成一種對對方的催促,男人會對女人說,用不著把妳的一生埋葬掉,結婚去吧!女人則會對男人說,不要再對我忠實,去看看別的女人吧!


對許多關了十年以上的老囚犯來說,史達林極權體制的殘暴,不在於欺騙和謊言,而是讓囚犯沒有女人,奪走他們可以結婚生下的孩子。集中營的可怕,也不在於艱苦的勞動、冰寒的氣候、粗濫的食物,而是讓囚犯在世界上唯一的生命破碎時忘記生命,甚至準備原諒那些使你生命破碎的豬鼻子,使你的思想只盤據在監獄的飯盒裏,看看能不能拿到一塊完整的麵包,想想洗澡後能不能拿到一件沒有扯破的內衣。存在的意義變成對一頓粥飯的想念、一件內衣的期待,而一旦獲得實現,囚犯就會感到幸福、覺得滿足。


索忍尼辛(中)與列夫.科爾別涅夫(Lev Kopelev)和迪米垂.潘恩(Dmitri Panin)
在「瑪夫瑞諾研究所」中的合照,三人在小說中分別以Nerzhin, Rubin, Sologdin為化名
http://pmeyer.web.wesleyan.edu/206/206authors.html


小說的中魯賓─真實人物:列夫.科爾別涅夫(Lev Kopelev)
七號:一處人性實驗室

索忍尼辛並沒有直接譴責史達林,因為史達林的偉大來自人民對他的尊崇,如果共產主義國家的人民個個都是「帶菌者」,那又如何期待史達林不是個「大毒蟲」?此刻的史達林已經是個七十歲的老人,又腫又病,只不過他依然能夠坐在紅場堡壘裏的軟椅上發號施令罷了!這究竟是一個瘋人統治著一個偉大的國家?還是一群白痴的人民被一個幸運者統治著?領袖是什麼?人民又是什麼?不必悲觀,人民總是會在下一次的愚昧之前獲得短暫的清醒,而領袖不過是人民從愚昧到清醒間的過渡偶象。對此,任何理性的辯論都無濟於事,因為,愚昧才是不可爭辯的真理,歷史總是重覆千篇一律的蠢事。


納格勒最後被逐出了研究所,但不是獲得自由,而是失去更多的自由,因為他拒絕被調往「七號實驗室」,他不願在最關鍵的「數學分析」上提供服務。於是「北方的森林和苔原(Taiga)正在等待他們,破記錄的酷寒氣候、十字鍬和手推車,正在等待他們」 。「瑪夫瑞諾研究所」的實驗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不是因為完成了什麼秘密計劃,也不是發明了什麼科技產品,而是證明了人性的尊嚴與不屈:極權主義可以控制人們的身體,但永遠無法掌握人們的思想與意志。即使一座人間地獄,也還是無欲者嘻戲的天堂。(下週續)


之七


起筆於1958年,1973年起陸續在西方出版的《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整個系列共分三冊,七部分),是索忍尼辛享譽不朽的史實小說。這部巨著被視為20世紀人類自由的滅絕史,反映了史達林統治時期總數在1800萬人以上受迫害人民的血淚與痛苦。在20世紀歷史中,人們通常比較關切並熟悉納粹迫害史,但實際上,受到史達林迫害的人遠比納粹受害者更為廣泛、更為深重。在事隔多年後的今天,始終強調「健忘滋長暴政」的索忍尼辛,以如下的語言來詮釋這部作品:忘記舊事猶如雙目失明。

「古拉格」歷史

「古拉格群島」並不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地點,而是一個比喻。「古拉格」(Gulag)一詞是「蘇聯勞動改造營總管理局」(Chief Administration for Corrective Labor Camps)的音譯簡稱,原先是為了剝削和榨取政治異議分子廉價勞力而設立的機構。所謂「群島」(archipelago),則是對佈滿在蘇聯境內所有勞改營的諷稱,意指用監獄鎖鍊圈成的「島鍊」(chains of island)。據美國知名的專欄作家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權威性著作《古拉格:一個歷史》(Gulag: A History)所載,儘管「古拉格」在俄國沙皇時代已經形成,但作為一種政治形式的官方機構,古拉格則是布爾什維克政權成立後的特有產物。1923年,蘇聯「國家保衛局」(GPU, 俗稱格別烏)在白海(White Sea)一個島嶼的修道院建立了「索洛維茨特別營」(Solovetsky Camp of Special Significance),這就是蘇聯勞改營的原型。這座修道院在沙皇時代是用來監禁政治異議份子的,1917年蘇維埃政權成立以後,則用來囚禁「社會黨人」、知識分子、前白俄軍官、投機商人和罪犯等等。


1923年,一名叫作納夫塔利.弗倫克爾(Naftaly Frenkel)的猶太商人因從事走私而被關進「索洛維茨特別營」,他向當局投書抱怨勞改營是一個「不事生產、毫無效率」的地方,並提出監獄勞動力改善計劃。弗倫克爾被帶往面見史達林,他向史達林提出如何利用監獄勞動力以從事生產的計劃。1927年弗倫克爾獲得釋放,並被任命負責把「索洛維茨特別營」改造成一個生財盈利的企業,這就是早期古拉格作為「奴工經濟制度」的起源。隨著「索洛維茨特別營」獲得了伐木、修路和接管芬蘭邊境工廠的合約,「索洛維茨特別營」的囚犯人數開始激增,由1927年的1萬人增加到1931年的7萬人以上。
sharashka(科學囚犯)不同,古拉格所囚禁的是zek(政治犯),勞改營極其惡劣的生活條件和對囚犯殘酷的虐待,早已震驚世界。新入獄者的死亡率在有些營地高達80%。在史達林「大整肅」(The Great Purge)前後,古拉格關押了數百萬的勞改者,史達林把他們當作廉價的勞力資源,並且間接殺害了這些入獄者。1990年1月30日,前蘇聯「國家安全部」公佈檔案資料,從1930年到1953年史達林去世,蘇聯全國有3778234人受到政治迫害,有786098人被處以極刑(槍殺)。


「白海—波羅的海運河」(Belomorsko-Baltiyskiy Canal)是蘇聯第一個利用勞改犯興建的大型工程。這是一條連接白海和聖彼德堡,注入芬蘭灣後進入波羅的海的運河。工程由1931年開始進行至1933年完成,只花了20個月的時間,官方調動了15萬名犯人。蘇聯誇稱這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功的例子,但修築期間死亡的勞改犯人達10萬人之多。


直到1954年,也就是史達林死後一年,赫魯雪夫政府開始釋放囚犯、關閉營地。到1950年代末期,幾乎全部勞改營都被解散。蘇聯內政部20號命令於1960年1月25日正式宣告結束古拉格系統,但直到1992年位於波姆(Penn)的最後一座勞改營地關閉,長達70的古拉格體制才真正結束。


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這段黑暗歷史的見證。

苦難者的墓碑

《古拉格群島》是一部歷史史實和想像構造的合成作品,它不僅根據索忍尼辛自己長達11年的牢獄經驗,還根據第一手材料:島上一位老囚犯維科夫斯基(Dmitri Petrovich Vitkovsky)的「勞工營回憶錄」,包括高爾基(Maksim Gorky, 1868-1936)在內的36名蘇聯作家的作品,依據227名獄中囚犯的日記、書信、訪談資料等等。這部著作從「逮捕」開始,到極端殘忍的刑罰、荒謬透頂的司法、徹底崩潰的道德,以及泯滅人性的集體流放和超強度的死亡勞動。這部著作既是史實的報導,也是沉痛的控訴,但最貼切的描述應是索忍尼辛自己的說法:一座苦難者受苦遇害的墓碑。


在「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勞動的囚犯(1933年)
蘇聯官方為了宣傳勞改營有如天堂,特地請了管弦樂團為勞動的工人演奏


在「古拉格」勞動的囚犯

獄中的索忍尼辛(1953年)

逮捕、審問、酷刑、定罪……

小說一開始,描述了隨時在你身邊突然發生的逮捕行動。在蘇聯體制下,「你被逮捕了!」就像「早安!你好」一樣的司空見慣,而所有的反應和反抗就只能是千篇一律的:「我?為什麼……?」逮捕行動千變萬化、不擇地(也不擇時)皆可出。逮捕就是「尖銳的午夜鈴聲、粗魯的敲門音、傲慢的安全人員、髒兮兮的長統靴、大搖大擺的進來」。負責逮捕的契卡(cheka, 秘密警察),都受過「逮捕學」(penology)的訓練,這是蘇聯普通刑罰學中一門重要的學問,有一套鞏固而堅實的社會理論作支撐。配合逮捕學的還有一門「搜查學」,它教人如何搜尋得徹底,例如打撈污水池、撬開磚竈、挖掘便坑、搜查雞棚狗舍、撕碎床墊、拔掉人的金牙、拆開病人繃帶等等。至於那些被逮捕的人,「只能表現出想像的最佳風度─束手就擒,以免那些活著的人目睹他們當場斃命」


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的搜身檢查(1950年)

逮捕之後就是審問。但是審問所費的時間不是用來審核罪案,而是用來消耗、磨垮、凌辱、摧毀那些無助的被告者。依據親身經驗和囚犯回憶錄,索忍尼辛羅列了總計31種審問技巧(但這只是不會在身體上留下任何痕跡的「輕刑」),它包括:心理治療、夜間訊問、說服法、淫詞穢語、心理對比法、羞辱、迷惑、恐嚇、謊言、感情攻勢、音響轟炸、搔癢、煙燙、強光烘烤、來回使喚、關進箱子(禁閉)、長期罰坐、坑禁、長期罰跪、長期罰站、長期禁水、不准睡覺、連續審問、赤身關進長滿吸血蟲的房間裏、關進極端冷熱切換的處罰室、丟進凹室並灌水、挨餓、鞭打、拔指甲、穿上緊身衣、打斷背脊、「籠頭」(bridling)─用長毛巾塞住犯人上下顎之間,拉過兩肩後綁住兩隻角根,狀似「天鵝跳水」(the swan dive)。


蘇聯並不是一個沒有法律的國家,它確實有法院執行審判、定罪、處決犯人的工作,但當時還有一個流行的官方名詞,叫「法外報復」(extrajudicial reprisal),除此之外還有可以直接宣判死刑的「巡迴法庭」和「革命法庭」。根據當時傳誦一時、由一位名為拉特希斯(M. Latsis)的cheka所寫的「契卡生活錄」(Cheka's activity),僅僅在1918-1919年,在中亞20個省份中,被「契卡」(未經審判)槍決的人數就在8389人以上,被破獲的反革命組織有412個,被捕入獄的有8萬7千人。然而,這些數子還只是在革命成功初期,到了戰亂期間,被處決的人數就難以估計了。索忍尼辛寫道:

在那段動亂的戰爭期間,……插在執刑者刀鞘裏的單刀,一直沒有生鏽過,掛在他們腰帶皮套內的手槍,也沒有一刻是冷卻的,只有到後來,他們才時興在夜幕掩護下秘密地將犯人處決於地窖中,或出其不意地從背後將他們射殺。1918年,一個位於利森(Ryazan)的知名秘密警察史戴馬克(Stelmakh),就曾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監獄庭院中將那些死刑犯槍決,好讓那些在牢房等候處決的犯人能在鐵窗上看個透徹

蘇聯的法律並不是沒有正義,但它反映的是以工人利益為藉口的獨裁者的正義,蘇聯的法律並不是沒有效率,正好相反,「庭外解決」的既快、既狠,又省事。索忍尼辛以當時擔任「人民軍事委員長」(the first People's Commissar of Military Affairs)的克里倫哥(N.V. Krylenko)多達7千本的控訴辭(Prosecution Speeches)為證,當時有一連串的大審案,「在進行時完全沒有記錄」。克里倫哥甚至公開宣稱:「全俄中央行政委員會可以『毫無限制地』任意頒發『處罰令』」,6個月的刑期可以任意延長到10年。令人感到諷刺的是,克里倫哥甚至得意的說:「顯示我國集權制度優於外國錯誤的分權制度」。這意味著,在蘇聯,一通電話就可以決定所有的法律問題。


在這7千本的「控訴辭」中,閃過了一個年輕女子的身影,她是托爾斯泰的女兒亞歷山卓拉(Alexandra)。「控訴辭」中寫著:


克里倫哥問:「他們在談話時,妳在做什麼?
亞歷山卓拉答:「我在煮茶(samovar)」
克里倫哥說:「那麼就到集中營關3年吧!」 。……
(下週續)

之八

以一種「局內的旁觀者」身份,以一種調查研究的編纂式敘事,索忍尼辛探討了所謂「古拉格政治經濟學」。蘇聯官方始終把「古拉格」(Gulag)稱之為「勞改營」─勞動改造的地方。既是勞動,那是何等神聖人類義務啊!既然是改造,那就是何等神聖的感化教育啊!這種改頭換面、脫胎換骨的教育,怎能說是暴政?怎能說是虐待?如果再加上四個字,變成「社會主義改造」,那就更可以振振有詞地說,這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優越性哩!但是,真相是,古拉格不是勞改營,而是政治監獄,一個良心者的苦刑監獄。

古拉格政治經濟學

所謂「古拉格政治經濟學」不是指一門專門知識或學科,而是一種「監獄虐待學」,作為蘇維埃革命的成果,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統制經濟」(command economy)的綜合物。像蘇聯這樣一個不依賴外援,決心採取「自立更生」走向重工業化的國家,在缺乏資本與科技條件下,勞動力就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動力,而且最好是廉價的,或根本是完全免費的。至於勞動者,最好是來自於這種類型的人:在生活上沒有要求的,可以在任何一天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地方的,沒有家庭牽連的,不要求事先安排好的住處,也不要求學校、醫院,而且在一段時間之內連廚房、洗澡房都不要求的人。


索忍尼辛告訴我們,「古拉格」的理論根據在上一世紀(19世紀)就已經形成了。馬克思的親密戰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的研究中顯示,人類的出現不是隨著道德意識的產生,也不是隨著思維的形成,而是隨著偶然的和無意識的勞動:猴子拿起了一塊石頭時,人類便由此開始了。馬克思在他知名的《哥達綱領批判》裏,也以同樣的自信宣稱,使罪犯(誠然,他指的是刑事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他的學生們會把政治犯當做罪犯)改過自新的唯一手段——不是獨自思考,不是道德的自我反省,不是悔過,不是憂愁(這些全屬於上層建築的東西!),而是生產勞動。索忍尼辛諷刺到:「他(馬克思)本人生來沒有拿起過一把丁字鎬,到死也沒有推過一輛獨輪車,沒有採過煤,沒有伐過木,我們不知道他劈柴劈得怎麼樣……」。(第三部,第一章)


這裏必須提到一個人,就是蘇聯馬克思主義法學家,1920年代曾經大力批判蘇維埃早期的法學家帕舒卡尼斯(Evgenii B. Pashukanis)等人,1935年擔任蘇聯檢察總長,1949─1953年擔任蘇聯外交部長,1938年3月負責審判布哈林,在史達林的「大整肅」運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並為「大整肅」提供理論基礎的維辛斯基(Andrei Yanuarievich Vyishiski)。他有兩句名言:「法律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口供是證據之王」。不是說勞改營是為了教育嗎?維辛斯基宣稱:「整個蘇維埃的刑事政策是建立在鎮壓、強迫原則和說服、再教育原則辯證的結合之上」。所謂「辯證的結合」,其涵意是這樣的:由於一切資產階級的懲治機關都是竭力用造成肉體和精神痛苦的辦法來『煩擾』罪犯,但是「與資產階級的刑罰不同,在我們這裏,使犯人受到痛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看來,偉大的社會主義法制只是把「痛苦」當作手段,而目的呢?「我們的目的在於真正的改造,要使從勞改營裏出來的人都成為有覺悟的勞動者」(第三部,第一章)。


「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又是官方支撐「古拉格政治經濟學」的閃亮口號。索忍尼辛以極為辛酸的政治諷刺說道:「啊!(官方)文化教育科的才子們!你們在勞改營的食堂裏找到了這麼一句福音兼共產主義的偉大口號,一定極為得意了!」。問題是,即使聖經《馬太福音》也清楚說到:「工人得到飲食是應當的」,《申命紀》中還說:「牛在場上端穀的時候,不可籠住他的嘴!」蘇聯官方試圖借用聖經格言來美化它的奴工制度,但聖經根本沒有他們可以借用的東西,甚至聖經變成了官方用來栓住狗嘴不讓狗兒進食喊叫的「罩籠子」,好讓牢頭易於驅使和管教。索忍尼辛諷刺地抗議道:

從此我將懂得,你們卡緊我的細瘦的脖頸全然不是由於匱乏,你們摧殘我的生命並不單純是出於貪婪,─這都是根據那個正在到來的社會主義光輝的原則!只是我在勞改營裏看不到勞動者得食。我在勞改營裏也看不到「不勞動者─不得食」。(第三部,第六章)

1973年時的索忍尼辛

苦役何曾感化任何人?

即使官方宣稱勞改是為了使犯人在勞動中「悔改」,讓犯人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苦思與反省中,懺悔自己的罪行以改過自新。但實際上,良心的譴責與古拉格群島無緣,因為島上沒有一個人有負罪感,也沒有什麼可懺悔的,這可以從島上的逃亡率遠高於自殺率得到證明。如果真要反省,那就是後悔沒有在反正國家從來就不疼惜人民血汗錢的情況下,多撈一點國家的錢財!如果真要悔恨,應該是寧可去當德軍的俘擄也不要逃回祖國的懷抱!如果真要改過自新,頂多是不再從集體農場偷拿東西回來餵孩子,不要把工廠吃剩下的麵包帶回家!索忍尼辛諷刺道:

不,你不但沒有什麼可以悔恨的,相反地,你的清白無瑕的良心像
一絨山間的湖水在你的眼裏泛出淨潔的光輝。你被苦難淨化了的眼
睛能準確無誤地看出別人眼中的任何一點渾濁。比方你就能準確無
誤地分辨出誰是眼線。「契卡─格別烏」不知道我們具有這種善於辨別真偽的慧眼——這是我們用來對付它的「秘密武器」。國家安全機關在這方面總是我們的手下敗將。(第四部,第一章)

難怪杜思妥也夫斯基曾說:苦役何曾感化任何人?

靈魂的疥癬

古拉格的存在,不只是使「有罪/無罪」、「懺悔/無悔」、「牢友/眼線」之間的區別越來越模蝴,也使「親人與叛徒」之間的界線越來越神秘。當時流行一種「株連流放」的制度,要想逃脫這種制度,就要有「背叛親人」的魄力。當時,能夠證明自己對黨國絕無二心,證明自己絕對清白的,就是告發自己的親人,而且告發越親密的人越具有可信度。索忍尼辛告訴我們,1937年間,一對夫婦預料會雙雙被捕─因為妻子是從波蘭來的,於是兩人商定了一個辦法:不等人家來抓,丈夫先去告發妻子!這樣一來,女的被抓,男的就能在「內務人民委員會」裏宣告與妻子「脫離關係」,並獲准留在委員會裏。一位政治犯在臨去監獄之前,因為擔心自己女兒因為父親冤案而產生反抗心理,會被秘密警察拿來大作文章,臨行前一再叮嚀女兒一定要參加「共青團」,以證明黨在處理父親的案子上「完全正確」;女兒遵照父親臨別的囑咐,與父親脫離了關係,但也因此保住了自己。索忍尼辛寫道:

當時有過多少這類的脫離關係的聲明啊!—或是當眾宣佈,或是在
報刊上聲明:「我,某某,決定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脫離與變為蘇維埃人民敵人的父母的一切關係」。用這個東西可以買到一條命。
(第四部,第二章)

於是,在島上待得夠久的人,會得到一種精神的皮膚病,叫作「靈魂的疥癬」。這種病有幾個症狀:永恒的恐惧、依賴性(不願更換戶籍和住所,深怕一旦走錯了地方就一去不返)、隱秘性和互不信任、普遍的閉塞、告密和背叛。索忍尼辛說道:「一切人的感情——愛情、友誼、妒忌、仁愛、善良、好名、誠實─隨著筋肉一起從我們身上消蝕了……我們沒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憤恨─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第四部第二章)


在古拉格群島上,一年其實只有「三季」,秋綿綿,冬漫漫,春姍姍,…..,因為夏天很短,可以直接跳過。然而並不因為一年只有三季而感到日子比較短,正好相反,由於不需要動腦子、過多的思考時間、沒有書籍或收音機來轉移注意力,所以日子感覺特別長。但即使日子很長,勞動的天數一天也不會少:

在一年當中,不論是泥濘滿地的濛濛細雨,或是凜冽狂暴的風雪,或是風停雪歇後的砭骨的嚴寒,你都要330次地在出工的佇列中擠撞。 你要幹滿330天討厭的、與己無關的不動腦子的工作。330個黃昏, 你渾身又濕又冷地瑟縮在下工集合點,等著押解隊的士兵們從各個老遠的瞭望塔走到一起來。列隊出工,列隊下工。低著頭喝掉730碗菜湯,730份稀粥。在你的「小車廂」上醒來、睡去……。
(第四部,第一章)

時間終會流逝,但苦難會有終了的一刻嗎?隨著史達林的暴斃,古拉格結束了嗎?索忍尼辛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在一個「只有鋼箍、沒有法律」的國度裏,古拉格就會繼續存在:

依然是那同樣詭譎的隱秘性和暗無天日的不公正充滿著我國的
空氣,籠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煙筒冒出的黑煙還要濃....
..。
(第七部第三章)

(下週續)

 

之九

自1975年起索忍尼辛就長年隱居在美國佛蒙特洲,1980年出版《牛犢頂橡樹》(The Oak and the Calf: Sketches of Literary Life in the Soviet Union)一書,回憶他在蘇聯的文學生涯,隨後索忍尼辛就以全部精力投注在《紅輪》(The Red Wheel)的撰寫。《紅輪》意指「共產革命」,全系列共分三集:《1914年8月》(August, 1914)、《1916年11月》(November, 1916)、《1917年3月》(March,1917),是索忍尼辛一生中篇幅最巨大的創作,也是目前為止世界文學中篇幅最宏大、卷帙最浩繁、歷史事件最繁多的一部小說。

巨幅史詩小說:《紅輪》

《紅輪》實際上是一部關於俄國人民與歷史的百科全書,出場人物達數百人之多,是一部沒有主角的、以史實考據為基礎的多聲部小說。

敘事跨度從1914 年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及隨後國內革命風起、1916 年俄國民權運動、1917 年俄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18─1920年外國武裝干涉和蘇聯國內戰爭等,一直寫到1920─1922年的水兵叛亂、新經濟政策等等。


《1914年8月》描寫一次大戰德國對沙俄帝國幾近毀滅性的摧殘,故事集中在「坦崙堡戰役」」(battle of Tannenburg,即波蘭的斯鐵巴克[Stebark])中俄國第一集團軍將領薩姆索諾夫(A. V. Samsonov)的悲劇故事。參加這次戰役的俄國士兵,有三分之一根本沒有步槍,他們只能在暴雨般的榴彈散片中等待拾起倒下同袍的步槍。俄軍先敗於「坦崙堡戰役」,150萬俄國士兵陣亡,隨後再敗於「瑪蘇里安湖」(Masurian Lake)戰役,死傷達350萬人。第二集《1916年10月》描寫蘇聯革命前後的史實與人物,其目的是在探索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背景和深層原因。第三集《1917年3月》則是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歷程和寫實,是《紅輪》巨著中最主要的部分。由於《紅輪》一書,索忍尼辛創下了史上罕見的「人民百科全書」的風格,不僅巨幅拉開閱讀視野的寬度,也深掘史實演繹的社會縱深。書中有各次戰役和戰場士兵的悲慘生活,有各黨各派的紛繁爭鬥和國家活動的的深入考究,有對各階層、各時期政治動向的剖析,有議會上各人物爭先恐後的發言,有家庭和愛情生活的細緻描寫,有街談巷議的報導和詳細記敍,有報章和會議文獻的摘要介紹;除此之外,更有城市和農村生活的描述,有宗教信仰和儀式的記敍,有法律條文規章的摘記,有關鍵性歷史人物的種種表演,有地域風光的絢麗描繪,有民風民俗的多方記載,充滿各種各樣的行為行動,充滿各種各樣的思想理念等等,力求多方面、多層次、多方位地反映歷史現實,構成了一部俄羅斯生活的百科全書

回歸故里

歷經20年的深度緘默和隱居,1994年5月,索忍尼辛結束了20年的流亡生涯,實現了20年前「我將活著回來」的預言,從美國的佛蒙特洲回到了俄羅斯。在此之前,索忍尼辛早已預言蘇聯即將解體,並再次預言俄羅斯的私有化政策必將失敗。


途經海參威,索忍尼辛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其盛況不亞於1986年聲望處於巔峰的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對此地的巡訪。索忍尼辛的返國─一個當初被蘇共政府粗暴地驅逐出境的異議份子,歷經20年的沉默抗議之後依然願意歸返故里─給了俄羅斯人民一種「俄羅斯終究還有救」的希望。此刻的俄羅斯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在從海參威回到莫斯科途中,索忍尼辛作了一次長途旅行,目的是為了親身觀察睽違20年的俄羅斯農村生活。然而,這趟長途旅行,沒有給索忍尼辛帶來返鄉的喜悅,正好相反,他帶著人民的痛苦和滿腔的失望回到了莫斯科。


1998年12月11日,索忍尼辛在俄羅斯渡過了他80歲生日,為了表示慶賀,俄羅斯電視台第一頻道(OPT)播出了描述索忍尼辛一生的電視影片,「獨立電視台」(HTB)連續四天播出了「索忍尼辛的一生」專題影片。顯然,榮耀與尊敬集於一身。然而,索忍尼辛依然不改他「天生異議者」的本色,就在80大壽當天,他拒絕了俄羅斯總統葉爾欽頒發的「聖安德烈勳章」。這份勳章是彼德大帝設立於1699年,象徵俄羅斯最高榮譽的國家獎章,但索忍尼辛拒絕受獎,因為他不能在俄羅斯人民以絕食抗議工資托欠的處境下,從把俄國帶入當今之災難的最高權威那裏接受獎項。索忍尼辛總是如此令當局尷尬,正如葉爾欽的回憶錄所言:「索忍尼辛的筆是受上帝指揮的」,其實應該說,「索忍尼辛的筆是以人類之愛為汁墨的」。面對久違的祖國,面對依然是一邊殘破、貧困另一邊卻是貪腐、奢華的俄羅斯,索忍尼辛除了不改他文學悲憫和「天生反對」的性格之外,在這段晚年的回歸之中,索忍尼新依然故我,他從一個「舊社會」的反叛者變成了「新社會」的反叛者,沒有停止他那種「不受歡迎」的、嘮叨不休的批判。

永遠的異議者

自1989年蘇聯解體以來,索忍尼辛就開始發表對俄羅斯政局的看法,1991年的《我們怎樣建設俄羅斯》(Rebuilding Russia: Reflections and Tentative Proposals),1995年的《20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The Russian Ques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以及返回蘇聯之後出版的《傾塌的俄羅斯》(Russia in Collapse),流露了索忍尼辛返國前後對俄羅斯情勢的憂心與不滿。索忍尼辛堅信,一切的改革必須以人民的生活是否獲得改善來評斷,據此,他強烈反對前蘇聯總理、激進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蓋達爾(Yegor Gaidar)的改革計劃─「休克療法」。索忍尼辛把這種「激進市場化」的政策看成是「劫貧濟富」的掠奪主義,是共產主義之後的另一次悲慘的試驗。實際上,蓋達爾不過是葉爾欽的政策打手,「休克療法」的真正主謀是幕後指揮的葉爾欽。


索忍尼辛提出了一種類似「農民公社」的土地私有化觀點,試圖扭轉俄羅斯人民生產意願低落和極度貧窮的狀態。1994年10月28日,索忍尼辛對「國家杜馬」(俄羅斯聯邦議會下議院)發表演說,指出俄羅斯正走在錯誤的道路上,一條通過最曲折、最病態、最荒謬的方式以擺脫共產主義的道路。鑒於長期以來蘇聯中央集權的無能和「泛斯拉夫主義」的流毒,他主張恢復一種「地方自治會」,建立基層人民政權,徹底放權給人民擁有自治管理的權利。索忍尼辛根本否認改革中的俄羅斯正在走向「民主制度」,因為只要下層民眾不能擁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俄羅斯就依然沉陷在寡頭制度下。

Photograph:Aleksandr Solzhenitsyn.
晚年的索忍尼辛
http://www.britannica.com/eb/art-75442

 

一句真話重於歷史

「你會用休克療法治療你的母親嗎?」,這是索忍尼辛對葉爾欽市場改革政策的尖銳諷刺。返國後的索忍尼辛與葉爾欽進行了一場「對話」,從這場由《星火》雜誌批露的對話可以看出,這是一場一個站在人民這邊的「良心作家」和一個站在官方那邊的官僚政客各說各話的「無交集辯論」。索忍尼辛指出了俄國的工農業生產急遽下降,外國貨幣犯濫橫行,葉爾欽竟以「俄國不會再發生第二次十月革命,因為人民已學會區分真理和謊言」作答,這種回答,讓人懷疑葉爾欽是否又是一次「酒後發言」(葉爾欽以酗酒聞名);索忍尼辛提出俄羅斯自殺率不斷升高的問題,葉爾欽回答:「人們已經有了去解決實際問題的心情」;索忍尼辛提出了物價管制放鬆後面臨的價格壟斷問題,葉爾欽回答:「消費者和生產者對通貨膨脹的恐懼已經形顯減弱」;索忍尼辛提出私有化過程中賤賣國家資產的問題,葉爾欽回答:「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一場關於國家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大辯論……」;索忍尼辛提出了人民不信任國家的問題,葉爾欽的回答是:「我們的議會還很年輕」;索忍尼辛指出了四處發生的貪污、醜聞、人民抗爭與示威問題,葉爾欽回答:「我們面臨的困難只有在和平條件下才得以克服」;索忍尼辛抨擊了不是將國有土地給予人民而是拍賣給財團和外國人的政策,葉爾欽的回答是:「這是一種投資,有了這些外資就可以加速走出經濟危機並促進經濟回升」。索忍尼辛提出俄羅斯嚴重的犯罪問題,葉爾欽的回答竟是「我們已經有了一部民主的憲法」……。顯然,這場對話並不愉快,但索忍尼辛和俄羅斯聯邦新的領導人之間並不存在爭論,因為這是一場「雞同鴨講」的對話。


今年(2006),索忍尼辛的小說《第一層(地獄)》以完整的形式搬上了俄羅斯國家電視台銀幕。新一代的俄羅斯人也許根本不識這位至今依然健在但卻歷經劫難的老作家,但歷史不會忘記,人們也不會忘記索忍尼辛「一句真話重於歷史份量」的曠世箴言。索忍尼辛寫出了20世紀人類苦難歷史,雖然所有作品都聚焦於俄國社會與人民,但一個人的苦難,包括作家本人和他筆下人物的苦難,就是世界的苦難。


《蘇忍尼辛選集》,頁133-134

《蘇忍尼辛選集》,頁136

《蘇忍尼辛選集》,頁147

Aleksandr I. Solzhenitsyn, The First Circle, translated by Thomas F. Whitney, Harper &Row, 1968, p. 48

索忍尼辛,《第一層地獄》(上),黃文範譯,台北:遠景,1992,頁56-57

索忍尼辛,《第一層地獄》(上),頁60

索忍尼辛,《第一層地獄》(上),頁327

索忍尼辛,《第一層地獄》(下),頁957

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I-II),嚴彩琇、曾永莉譯,台北:道聲,1976,頁82

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I-II),嚴彩琇、曾永莉譯,台北:道聲,1976,頁444

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I-II),嚴彩琇、曾永莉譯,台北:道聲,1976,頁485

參見何茂正,「《紅輪》及作者索爾仁尼琴」,《俄羅斯文藝》,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