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料蒐集乃至細閱分析，課題選定與研究概念也逐漸地從模糊到具體，這本論文之得以完成都要歸功於師友們的支持和鼓勵。
最初我關心的課題是明清華南社會經濟史，曾以「明清廣東墟市發展」為研究課題，並請徐泓老師擔任我的論文指導教授。不過，未與徐老師商談前，即震懾於有關老師的種種傳聞：一來聽說老師對學生要求相當嚴厲、不假辭色，二來老師不輕易收學生。我自忖本身資質平庸，難以在眾人間出類拔萃，而諸多學長姐們的表現又是名不虛傳，相形見絀之下，自然不敢妄想能獲得老師的青睞，直到最後才鼓起勇氣懇請徐老師指導論文。
至今仍不清楚老師為何會同意我的請求，也許是在書店偶遇老師與師母，得到師母王芝芝老師當場的推薦吧！我曾在輔大史研所旁聽過王芝芝老師的「西洋史專題研究」，因此與師母提及希冀徐老師指導論文時，師母即熱心地幫忙，給了我能時時向名師請益的機會。對於師母的提攜恩情，我將銘記在心。
當然，找徐老師指導論文也沒那麼簡單。徐老師針對我要處理的課題，認為關於墟市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必須先找出相關的研究，多與學長們討論，而後再談指導事宜。接著他指出明清廣東地區的市場研究，不可忽略當地漢人與少數民族在市場的互動關係；此外，他認為我對現今華南研究的了解尚嫌不足，需注意學術群的討論。於是，在寒假中當多數同學已找到教授簽字同意指導的同時，我卻深怕徐老師屆時改變指導心意；多虧當時仁恕、惠中學長不辭辛勞的耳提面命，增加我學習的信心，而徐老師的提示性指點，加深了我對明清華南地區社會群體間的關注，而更能著重於分析研究課題的焦點。
碩二時，適逢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受邀到暨南國際大學授課，徐老師鼓勵我每週到南投埔里上課。在臺中與埔里往返的路程中，映入眼簾的盡是峰迴路轉的山路，這裡在清代時期即是土匪經常出沒之處，每次經過時就不禁想到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的著作─《民國時期的土匪》。我隱隱地覺得，明代盜匪的相關研究總是受到「農民起義」討論之影響而有其侷限性，現在該是重新檢討的時候了。而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的《盜匪》，更引發了我對明代盜匪的研究興趣，明代許多史料反映出的盜匪，正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相呼應，因而興起了研究的念頭。當徐老師聽到我要更改研究課題時似乎頗為驚訝，他認為不妨先嘗試作個案研究，從中評估作為碩士論文研究的可能性。隨即又提到，王陽明曾經平「南贛盜」，卻沒有人好好的處理「南贛盜」的活動層面，以及官府平盜的處理方式，包括如何處置這些盜賊，是發回原籍抑或是重新就地安插入籍。此外，老師還建議，關於華南地區的研究課題，要多與陳支平老師討論。
確實，前往暨南國際大學求教是有相當大的收穫。陳支平老師不僅贊同徐老師的意見，並提及曾見過一本罕見志書，全是記載閩粵贛湘四省之交官方眼中的盜賊活動，這本書就是《虔臺志》。藉由陳老師的指點，我的研究方向大致確立，《虔臺志》也成為我論文最重要的參考資料。另一大收穫是結識當時在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班的太城佑子同學。透過太城同學的介紹，認識了就讀於日本筑波大學博士班的甘利弘樹先生，且得知甘利先生正在研究明末閩粵贛交界地區的山寇問題。太城同學並給了我甘利先生在一九九八年於日本第十二回「明清史夏合宿」報告的論文─〈廣東•福建•江西交界地域ズれんペ山寇メバをペ諸問題─特ズ行動ソ特徵シ組織ズコゆサ─〉。甘利先生對於山寇行動的分析相當精采，從中也讓我思索關於「南贛盜」的研究還必須多側重其他面向，以及蒐集更多的史料。經由太城同學的介紹，我與甘利先生有多次的書信往返，承蒙甘利先生遐邇一體，不時捎來新作，對我有著很多啟發。值得一提的是，太城同學的先生─松金公正，正是甘利先生的學長，這使我對松金夫婦的協助更加感激。
由於考慮到相關研究的重疊性，促使我以另一取徑討論閩粵贛交界地區的政治社會問題。適巧閱讀了靳潤成《明代巡撫轄區研究》以及〈明代鄖陽、南贛兩巡撫轄區考〉等作品，受益匪淺，然靳文所勾勒的南贛巡撫轄區，卻與我接觸的史料相扞格。愈加思考，更覺得不斷變動的「政區」與經常盈縮的「盜區」是相互牽連的，甚至還有許多區域概念能夠在閩粵贛交界區內展開討論，如人文方面的客家方言區、經濟上的私鹽活動區，乃至於地理形勢的山海交會之區等。為了更了解閩粵贛三省交界的社會歷史，我曾在蕭啟慶老師的「元史專題研究」課程中，寫了一篇關於元末福建陳友定的報告。蕭老師宏儒碩學，對於論文的細節逐一討論，令人印象深刻。再者，澎生學長也相當關心我論文的處理方向，他建議可選定一本好書作討論，促使我決心細讀梁肇庭（Leong, Sow-theng）的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並寫成書評。徐泓老師並鼓勵我在中國明代研究學會舉辦的「典籍研讀會」上，以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八〈平南贛盜〉作校讀報告。
上述的學習過程對我的論文研究大有助益。首先，從元末陳友定的討論可察覺出明清福建各地輿論對其評價不一的差異性，進而了解各地域鄉里關係間的複雜性。第二，梁肇庭運用施堅雅（G. W. Skinner）提出的區域經濟循環週期發展，討論移民族群意識間的互動，說明土客衝突與區域發展週期有絕對的關係，此觀點相當發人深省。第三，從《明史紀事本末•平南贛盜》的校讀與史料分析中，更感到前人誇大了王陽明平南贛盜的事功，認為「南贛自此無警矣」，以至於後來史家多偏重於鄖陽盜、四川盜、東南倭寇、廣西大藤山賊等盜亂的嚴重性。然而，若要破除這些迷思，則要有確切的史料憑據，不能憑空臆測。於是我廣蒐南贛巡撫轄下各省府州縣的現存方志，以及當時相關官員、士子的文集等紀錄，作地毯式的閱讀。
在論文撰寫的同時，有幸獲得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的獎助，得以赴大陸地區進行研修與蒐集史料，使我的論文能有更紮實的基礎。其中還要感謝諸多單位與師友們的幫忙，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林金樹教授、齊克琛處長、吳艷紅研究員，廈門大學的陳支平教授、鈔曉紅教授，復旦大學的王振忠教授，以及徐衛東、許文繼、唐仕春、林楓、陳璸、張先清、衷海燕等諸位博碩士同學，若沒有得到他們協助，我不可能在短期內順利訪得中社科院、北圖、北大、清華、一檔館、廈大、上圖等地收藏的珍貴文獻。特別是林金樹教授針對我的論文大綱，提出寶貴的指導意見，他認為閩粵贛交界地區的特點在於山多地少，經濟文化與官府勢力顯得薄弱，外來人口多且流動性大，導致語言複雜，有關研究是相當地欠缺，特別要重視傅衣凌先生對山區商品經濟發展的詮釋，他建議除了強調南贛巡撫的歷史作用外，最好還能知鑑地闡明官與賊之間的關係。此外，廣州中山大學的黃志繁博士，其處理的課題是長時期贛南區域社會史的發展，正好補充目前學界所欠缺的分析。透過陳春聲教授的引薦，我們就此展開討論，藉由學習心得的分享，使得學術的對話能更有張力。
同樣地，在國內若沒有與邱澎生、巫仁恕、邱仲麟、費絲言、宋惠中、王俊中、張藝曦、何淑宜、吳大昕、陳啟鐘、林修合等學長們多方切磋，我的論文架構將會毫無可取。特別是絲言學姊還透過電子郵件，不時提供多元的討論概念。她指出，若以南贛地區為例，是否能看出政治力對空間，甚至是經濟產生何種型塑作用？若去除價值色彩，把「盜」當作一種有組織的非官方經濟形式，那麼它是否彌補了三不管地帶的行政與經濟正式制度間的漏洞？她建議可嘗試跳開過去對「盜」的道德看法，由新的角度切入，觀察「正式」與「非正式」制度之間衝突、競爭或互補的複雜關係。
惠蒙論文口試委員劉翠溶與濱島敦俊兩位老師的指正，糾舉出我論文不少的錯誤。劉老師相當強調史料所蘊含的時間與數字的積極意義，認為諸如人口、土地、家族等發展演變，乃至於地方的財政收支推估，都必須建立清楚的圖像(picture)；濱島老師還認真仔細地針對論文每個處理環節，如地域社會論的討論、山區階段性開發的特色、鄉紳支配論的適用性、設縣的潛在意義等，提出非常中肯的評議與獨到的見解。可惜我的論文未能深刻地反映出師長們的真知灼見，深感惶恐以及遺憾。
當本書即將付梓之際，復蒙王德毅老師在百忙當中費心地字斟句酌，匡正論文魯魚亥豕的嚴重疏謬，並將鉤章棘句加以詳細解說。事實上，我不只一次受到王老師的關懷指導，重要的是，從王老師貢獻專長編成的幾套實用工具書之中，就已讓我獲益良多，使我更相信王老師的心血將會是必傳之作。同時要謝謝劉馨珺學姊，學姊不時激勵我，也指點我在學業上的困惑，這些都讓我倍感幸運。
藉此機會，還要向大學時期的導師林正珍老師、教授明史的羅麗馨老師、鼓勵我讀臺大的黃俊傑老師、碩士學科考試委員劉石吉、林麗月老師，這些長期關心我課業的師長，併致最衷懇的謝忱。此外，要感謝中研院史語所的于志嘉老師，她不但包容我在工作上的粗心，還將我的論文引薦給江西師範大學梁洪生教授。梁教授對我論文的評論，以及上海復旦大學周振鶴教授對論文當中的部分投稿所提出精闢的析論，是這本論文完成的最大收穫。本書尚欠成熟，運筆也無法斐然成章，若有內容分析上的失當，責任概由筆者個人承擔。最後感謝臺大《文史叢刊》出版委員們對本書出版的支持，若能獲得絲毫贊語，願與家人、學友以及敬愛的師長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