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明史紀事本末．平南贛盜》
唐立宗
一、前言
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明代史，面對浩瀚史料，如何選擇適當的入手研究書籍相當重要。對此，許多前賢論及研究明代史事基本史籍，均將谷應泰(1620-1690)的《明史紀事本末》奉為圭臬，當作原始資料引用，更是不勝枚舉。對於這套長期被學界盛讚的經典作品，徐泓師曾整理出近人的高度評價，指出至今還被明史學界視為「研究明史不容或缺的史籍之一」。[1]
的確，不論海內外的明史研究工具書，皆強調《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料價值與全面完整性。如李小林、李晟文主編的《明史研究備覽》即提到「全書將明朝歷史分作八十個專題，每個專題一卷，眉目清晰地記載了明代歷史上的重要政治現象和社會問題」，部分篇章亦反映明代社會經濟和明政府措施，「由於該書成於《明史》之前，離明朝滅亡為時不長，且作者參考了大量史籍，因而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其所記與《明史》相異之處，可備參考；其敘事詳盡之處，可補《明史》等書之略」。[2]日本學者山根幸夫也提及該書將明代主要事件始末為一卷，加以整理敘述。成書早於《明史》、《明書》，並以建文帝傳說作為史實為例，因含《明史》未有的記載，故方便於了解明代政治的過程。[3]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在《明代史籍彙考》一書認為，《明史紀事本末》是最為有用的基本史籍，因此早在1843年日本就加以翻印。[4]
筆者對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區域歷史有著濃厚興趣，特別是明代「南贛盜」有兩股趨勢的發展，一為專業組織化，另一為家族經營化，兩者皆隨明中期後而更加型塑，但嚴格說來，專業組織化在前，家族經營化在後，其中以正德年間發展最具關鍵性。在徐泓、林金樹師的指導下，完成《在「盜區」與「政區」之間──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秩序變動與地方行政演化》為題的學位論文，乃至出版。[5]因此對於《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平南贛盜〉一文自是備感興趣，亦曾就其史源與選材進行考證，參加「明代典籍研讀會」舉行的校讀報告，得到師長們的鼓勵與寶貴意見，獲益匪淺。
關於《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李光璧很早就指出《明史紀事本末》的原名是《明鑑紀事本末》，認為其中大部分是以高岱《鴻猷錄》為底本。[6]邱炫煜在校讀〈開設貴州〉一文，也釐出《明史紀事本末》與《鴻猷錄》的若干關係，進而提及《鴻猷錄》卷十二〈平江西寇〉、卷十三〈再平江西〉皆被《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平南贛盜〉合而為一。[7]不過，近年學界研究成果發現，《明史紀事本末》有許多追加記事除了是《石匱書》與《石匱書後集》、談遷的《國榷》、高岱的《鴻猷錄》等書外，《明實錄》、《皇明大事記》、《記錄彙編》、《復辟錄》、《憲章錄》、《賓退錄》、《名山藏》等明代官方及私家野史、筆記也是主要史料。[8]針對上述學者的看法，以〈平南贛盜〉一文作校讀，當可適格地回應各方討論。
[1]徐泓，〈《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編纂水平〉，《史學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62頁。
[2]李小林、李晟文主編，《明史研究備覽》，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70-271頁。
[3]山根幸夫主編，田人隆、黃正建等譯，《中國史研究入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757頁。
[4]Wolfgang Franke ed., An I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history (Singapore: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p. 54.
[5]唐立宗，《在「盜區」與「政區」之間──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秩序變動與地方行政演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2年出版。
[6]李光璧，〈谷氏明史紀事本末探原〉，《中和月刊》第3卷12期，1942年出版，第34-50頁。
[7]邱炫煜，〈《明史紀事本末•開設貴州》校讀：兼論作者的史識與全書的評價〉，《明代研究通訊》第2期，1999年出版，第13-39頁。
[8]可參見：谷川道雄、森正夫編，《中國民眾叛亂史》2，東京：平凡社1990年出版，第366-367頁；徐泓，〈《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編纂水平〉，第68頁；陳怡行，〈《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平河北盜」校讀〉，《明代研究通訊》第6期，2003年出版，第77頁。目前參與研讀會的師長們已完成〈開國規模〉〈太子監國〉〈嚴嵩用事〉〈南宮復辟〉〈江陵柄政〉〈沿海倭亂〉〈平定東南〉〈東林黨議〉〈安南叛服〉〈王振用事〉〈礦稅之弊〉〈崇禎治亂〉〈魏忠賢亂政〉〈河漕轉運〉〈平浙閩盜〉〈平鄖陽盜〉〈平山東盜〉〈俺答封貢〉〈更定祀典〉〈平徐鴻儒〉等篇校讀，同樣也發現各篇參考史源不一，值得全面討論。